中法战争乘胜即收问题论析

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结束战争。这种作法直观看来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史学界对此一般持否定态度。其实,当时中国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局面,主要是:战争的整体军事形势不容乐观,法国方面并没有改变对华战争政策,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严峻。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认为,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迫于当时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采取的保守性决策。     

清末和民国时期广西铁路的酝酿和建筑

广西以山多著称,自古交通闭塞,远途运输,主要靠水路。公路、铁路的酝酿建设,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才开始的。这里仅就广西铁路的酝酿和建筑情况作一简述。一、早期建筑铁路的酝酿和勘测设计 1883至1885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法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有胜有负,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怯懦,法国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于1885年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规定在云南、广西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殖民者为了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内陆,于1887年6月26日又强迫清政府在北京订签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其附章第五款称:“越南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添设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境内”(《交通史路政编》)下册,广西资料辑要第1     

康有为反帝行动略述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不单是他发起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而且其反帝爱国行动可赏可习。本文就其反帝侵略行动和意义略加论述。(一)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事物,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留心“西学”,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抵抗侵略。1884年,法帝国主义欺清政府软弱无能挑起中法战争,法国侵略者不胜而胜,清政府不败而败。1885年被迫签订《中法和约》,法国势力从此侵入我国云南、广西,进一步…     

中法马江战役及其历史教训

1884年,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中国的福建,爆发了中法马江之战.在马江战役中,我国军民,面对强敌,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一、法国侵略者阴谋占领福州摧毁船厂1884年6月,越南"北黎事件"发生后,法国侵略者以清政府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为借口,无理要求清政府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并宣称法国将采取直接行动来获取实施中法《简明条约》的担保品.海军少将利士比、付官日格密在给法海军殖民部长裴龙的电报里声称:"我看海军分舰队的一个强力行动及占取一地以为质,对于强制中     

中法之争期间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以《申报》舆论为参照

中法之争中郭嵩焘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体现其外交思想中务实的精神实质,而这一点在清政府满朝虚骄的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然而,郭嵩焘希望在清朝国力衰弱的情况下能继续保有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在西方列强一步步进逼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近代中国的“补漏”意识及其危害

在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的半个多世纪里 ,无数有识之士为探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而殚精竭虑 ,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根源———老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败的清政府 ,因而也就一直没有找到打开近代化闸门的真正钥匙———彻底推翻清王朝并彻底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无不把实现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 ,并无不坚信清政府有能力肩负起领导中国近代化的重任。正因如此 ,他们总在想方设法为清王朝这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补漏”。“补漏”意识及这种意识支配下的“补漏”实践 ,严重滞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是近代中国“补漏”意识的萌芽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补漏”实践 ,而“百日维新”则终结了“补漏”意识及其实践     

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过去研究中有一些不够准确或不够公正之处,其中包括: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几件事情的经过和内情进行了如实的描述,并试图对李鸿章思想和活动的真实一面做出客观评价。     

辛亥革命时期海关“中立”之表现及其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以总税务司安格联为首的中国海关,为了攫取税款的保管权、确保中国照旧偿付外债及赔款,采取了在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间保持“中立”的策略。西方驻华使节对海关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使海关的“中立”得以维持。海关的“中立”,以当时的局势有着重要影响。清政府和革命党人之所以肯坐到谈判桌前,因海关“中立”而带来的财源枯竭及军火匮乏当是重要因素之一。     

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历史考察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72年历史进程中,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不少论者认定清政府从鸦片战争起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的“走狗”,是“卖国”的政府。如范老就认为,《南京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满清政府出卖中国的疯狂性”等等。笔者则不以为然。本文拟系统考察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尤其对列强的态度,以求客观估价清政府在中华民族与列强这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与作用。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西方哲人与东方“孔圣人”

明末清初入华的耶稣会士与儒家文化首次相逢,开辟了“中学西渐”的通道,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便由此而开始他的“西行远游”。孔子在西方的远游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关注,由他、围绕他而在法国学界和文界所激发的想象和创发力,无疑构成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大“奇观”。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从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到神学家、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费奈隆、培尔、帕斯卡尔与中国孔夫子的“初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     

中法“北黎冲突”前清方情报搜集与传递(1881-1884)

在中法战争过程中,清方情报搜集与传递工作基本依赖于李鸿章构建的具有一定私属性质的情报网络。这个情报网络在中法"北黎冲突"前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对于清政府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决策意义重大。但由于决策中心和情报中心的分离使得清方在中法战争的战略决策始终存在较多失误。而这个情报网络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最终也走向溃散。本文即试图探讨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前期的情报工作,通过对清方军政、外交情报网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中法战争历史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清政府此时段内政治军事系统的运作。     

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18世纪的欧洲是伏尔泰的欧洲,也是“中国之欧洲”:在18世纪,一股“东方热”、“中国热”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猛然地冲击着法国和整个欧洲。崇尚中国成为那时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和潮流。在这中西(中法)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大潮中,伏尔泰无疑是拓开航向的先驱者。是他,以历史学家的开放视野发现了中国古代文明;是他,以哲学家的深刻追寻着中华民族的精魂;又是他,以文学家的敏锐开启了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航程。伏尔泰,这位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西方文化巨子,以他特有的远见卓识,在中法文化关系史册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章。     

“越南问题”与19世纪中后期清廷的处变策略

19世纪中后期由于法国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是近代中法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清政府内部对于这个既牵涉到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到近代中国与列强关系的越南问题的认识、态度及主张极为复杂。这些主张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或着眼于近代国际政治和中西关系的实践,或溯源于传统、传统观念乃至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传统宗藩关系和中外关系的实践;或积极,或消极;或反映了中西体制的冲突,或体现了传统体制本身的矛盾。从这些纷纭复杂的主张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廷的处变策略。     

“三洋海军”考辨——兼论清政府发展近代海军的构想和实施

建设近代海军,是洋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常常提到“三洋海军”或“四洋海军”,并将其认作清政府发展海军事业的实施步骤。在近代史上,是否存在过“三洋”、“四洋”海军?清政府发展近代海军的构想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都值得重新考辨,认真探讨。     

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决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满洲休戚相关。日俄战争对清未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日俄议和“将满洲交还中国”，清政府趁机废将军，建行省，加强了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其次，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专制不如立宪”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政府开始了“预备立宪”，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再次，为避免战后日俄垄断控制东北，清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引欧美势力入东北，以遏制日俄     

清末中日“间岛“交涉述论

190 7-1 90 9年的“间岛”交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大步骤。清政府在两年余的交涉过程中 ,驳斥了日本在“间岛”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 ,论证所谓“间岛”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挫败了日本侵占这一地区的阴谋。日本在交涉过程中调整外交策略 ,以“间岛”为筹码 ,逼迫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作出让步 ,攫取了大量路矿权利。考察“间岛”交涉的得失 ,不能孤立地分析 ,而应该把它与同时期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孤立地看待 ,难免以偏概全     

晚清时期日本顾问来华原因浅析

日本顾问是产生于晚清时期的特殊事物。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的不平衡发展。顾问的作用与普通的外籍雇员不同,它更具有“智囊”性质。晚清时期的日本顾问,不仅在“新政”改革中发挥了作用,同时亦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先行军”。顾问人数的多少、地区分布情况,还体现了晚清政府与世界各国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因此,日本顾问是反映清末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力量兴衰的“晴雨表”。     

论太平天国对洋务运动的激发

洋务运动的特定形式、性质和结果,与发生在它前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联。如果从时间的先后来评衡,我们应该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开始是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终极原因是在于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弱点,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个偶然机会丧失了。简又文先生曾说:“倘太平不亡,仁玕政策得行,则中国科学物质之建设,亦即所谓‘现代化’必提早一百年。”此语不无道理。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却激发了清政府进行     

近十年中法战争史研究概况——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侧记

中法战争发生于我国边疆危机日益深重的19世纪80年代。它是由东西方列强在远东疯狂争夺殖民地和商品市场而挑起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由于历时较长、牵连面广、不但中越法之间以及它们与列强之间在军事、外交等方面交织着复杂而激烈的明争暗斗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十分尖锐。战争对中、越、法三国的政治、经济局势以及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不仅是我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越、中法、上的大事。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中法战争史的研究十分薄弱,近年来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它落后于中国近代史其它事件研究的状况。为了促进中法战争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广西社科院、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蒙山县人民政府等8个单位联合发起,于1990年8月20日至25日在桂林市和蒙山县召开了中法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第7次全国性的中法战争史学术研讨活动,广西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