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笔记体与传奇体的品格差异

传奇体和笔记体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种基本类型，纪昀分别名之为“才子之笔”和“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为标志，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位使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笔记体的传奇在品格上有重大差异。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     

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

我国的文言小说,主要包括笔记体和传奇体二大类:笔记体以《世说新语》等为代表,它们不重情节,献给读者的往往是一片断简、一幅素描、一个细节、一个印象……就在这零星的展示中,作家的情趣和独特审美感受呈现了出来;传奇体以唐人传奇等为代表,它们重情节,同时也重视意境、情调、书卷气……作家的主体情感便寄寓在这纷纭的世界中。 关于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古代人似未系统地思考过。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十:“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然影响所托,理亦荒唐,故不能一一尽之。”用“杂传记”称唐人传奇,注意到了其“传”和“记”的体制,并指出其“哀调深情”的抒情色彩和“多录鬼神灵怪之词”的虚构特征,实属难能可贵,惜未能进一步展开论述。至于陈师道《后山诗话》所云:“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鉶所著小说也。”则专就裴     

论古代文言小说的笔记性

<正> 笔记的最早的含义是散文,又称“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才略》又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可见笔或笔记最早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而言。后来便有了狭义的含义,即专指那种内容驳杂、篇幅简短、信笔为之而又常带隽永之趣的文章。结集成书而径以“笔记”命名的也有,如宋代的宋祁把他写的笔记文的结集命名为《笔     

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

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陈文新清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取得全面收获的时期，传奇体小说与笔记体小说都攀登上了各自的峰巅。其中，传奇体小说以《聊斋志异》为代表，追随者有和邦额《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等。传奇体小说是在明末至清康熙年间臻于极盛的...     

试论宋传奇的“文备众体”

＂文备众体＂是指传奇小说中兼有史才、诗笔和议论,既有史传文学的叙事性和诗歌韵文的抒情性,又有一定的训诫意味。宋传奇延续了唐传奇的这一艺术体制,但又有所不同：＂史才＂方面,宋传奇敛起绚烂的意想,重归平实与简洁,这体现在＂征实＂的创作观念和平淡的情节及语言两方面;＂诗笔＂方面,虽然宋传奇作品中夹用的诗歌并不少,但作者的根本意图并非抒情,而是通过故事来讲道理,因而作品整体的诗意色彩黯淡了许多;＂议论＂方面,宋传奇篇末议论的训诫意味更强,也更具现世意义。     

中国文言小说的“纪闻”特点及“新奇”之美

中国古代小说生发于“道听涂说”“街谈巷语”,天生具有“纪闻”性,兼与记录口传耳闻之事理的子书、史传同源异派、同宗异脉,从而形成文本创构中的“纪闻”传统。历史地看,以笔记体与传奇体为主的文言小说常常经由民间“传说”“传闻”等口头传播,最终落实到文人“纪异”“纪闻”等笔头载录;同时,又常经由强调传播者的“说”“语”等体式,最终落实为强化创作者“闻”“传”等体性,“纪闻”性的血脉贯通其间,且愈演愈强。相对于常常拘泥于“实录”“传信”的史传而言,小说大多在“贵耳”“遵闻”观念影响下,凭着“妄言妄听”底蕴,风行于“纪异”“传奇”等观念之上,并形成较为鲜明的“纪闻”特点和“新奇”之美。     

《焦氏笔乘》的文献学价值

《焦氏笔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焦的一部笔记体著作，所载内容汇集了大量有用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古诗无叶音＂的创见是对古代音韵学的一大贡献，文字训诂的成果有嘉惠后学之功，辨伪的文字论辩有力，关于注疏的条目注重解惑纠谬，对于古籍的考据则广泛而精细。《焦氏笔乘》内容广博，包含着丰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论述明代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史，不能忽视对该书的深入探讨。     

论唐人传奇之“奇”

唐人传奇是中国传奇体小说成熟的标志。关于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可不必再饶舌;但唐人传奇之“奇”的具体内涵。虽然论者已多有缕述,却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 唐人传奇产生于一种独特的社交氛围中。唐代士大夫的社交文化,其特点似不如魏晋显著,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指出的:那时的文化人除了爱切磋诗、文、赋之外,也爱谈说奇闻异事,诸如神仙、鬼怪、轶事     

“正笔”与“闲笔”——金圣叹美学思想研究之七

金圣叹在评点文学作品中,多次使用了“正笔”与“闲笔”这一对概念。他在《水浒传》十二回回评中,对此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他说: 如此一回大书,愚夫读之,则认为东郭争功,定是杨志分中一件惊天动地之事。殊不知止为后文生辰纲要重托杨志,故从空结出两层楼台,以为梁中书爱杨志耳。故篇中凡写梁中书加意杨志处,文虽少,是正笔;写与周瑾、索超比试处,文虽绚烂纵横,是闲笔。 金圣叹很看重文学作品中的“正笔”和“闲笔”。他认为,能把二者的不同读出来的,才算会读书,否则,就是不会读书。所以他说:“夫读书而能识宾主旁正者,我将与之遍读天下之书也。”他提出的这一对概念,接触到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对于揭示文学的本体之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滚滚红尘”中的“新传奇”——论张爱玲的“传奇”理念

张爱玲把中国古典“传奇”及西方“romance”的传统叙事要素与自己对现实人生和文学的独特理解统一起来,在“特异”与“本真”的整合建构中,形成了以新见异、因常见奇,在人生平稳的“底子”中找寻“奇异的感觉”的特殊“传奇”理念,在《传奇》中尝试、创造了一种现代都市“普通人”的“新传奇”。     

明代传记体小说略论

传记体小说勃兴于中唐,宋元出现衰落,明初又复兴。明代传记体小说作为明代传记文学的外延,是明代传记文学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它是联接唐代传记体小说和清代传记体小说两座山峰的桥梁。本文将扼要评述明代传记体小说的概况以及它在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 明代传记体小说属于文言短篇小说,主要见于明代传奇小说和笔记中。明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三灯”,即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和邵景詹的《觅灯因话》三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剪灯新话》为书名1981年出版)中都收有传记体小说。此外,陶辅     

“人类学笔记”称谓质疑——兼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主旨和理论空间

“人类学笔记”只是马克思晚年众多笔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代表他晚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理论空间。将马克思晚年笔记称为“人类学笔记”掩盖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真实动机,甚至导致了晚年笔记与《资本论》写作无关乃至对立的论点。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大量笔记完全是为了从世界市场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萌芽、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建构一种空间上覆盖世界各国、时间上包括世界历史各个时代和各种形态的全球史观,从而完成《资本论》体系的后半部分———“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因此,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那种中断、甚至放弃《资本论》写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

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代传奇中的名篇,它流传千古,烩炙人口。关于传中主人公张生之生活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历代学者各陈己见,纷争千年。先后有张生即张籍、张君瑞、张先和元稹自寓等不同说法,后者现已成为结论性的意见,诚如有人所云:“关于张生,于今已公认为元稹自己而无异词。”(《〈传奇笺〉证稿》,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所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我们认为此说缺乏根据,尚需商榷。 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说法始作俑于宋人王性之、赵令畴,他们认为“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侯鲭录》卷五)。其后如明人胡应麟(所述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瞿佑(所述见《归田诗话》卷上)、近人鲁迅(所述见     

戏曲中的“旦”

“旦”在戏曲中指女性角色,其义众说纷纭:明人徐渭认为,宋时妓女以乐器置篮中担之以出,日“花旦”,后因省担为旦(见《南词叙录》);胡应麟则认为戏曲角色之命名皆系反语,“妇宜夜而命以旦也”(见《少室山房笔丛》);清杨恩寿则有“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之说(见《词余丛话》)。戏剧史家周贻自认为,“旦”系“姐”字演变而来。顺序是先有“姐”,由“姐”讹为“妲”(宋杂剧有《老孤遣妲》、《双卖妲》、《槛哮店休妲》,“妲”皆“姐”之讹),再由“妲”简笔为“旦”(金元院本有《旦判孤》、《酸孤旦》,《老孤遣旦》)。(见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笔者近来翻阅资料,却发现戏曲中的“旦”,乃渊自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之艺术结晶,系古代胡语之译音。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探微

“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在其晚年所作的重要笔记,也是马克思晚年留下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它不仅数量很大,而且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其中,除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很早即为人们所知而外,其它的笔记,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一书摘要》、《马·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则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应有注意和重视。1920年,列宁曾派当时任苏联马恩研究院院长的梁赞诺夫去国外收集马恩     

“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

诸先生提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其基础即“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已经独立以及专论如此“单篇文章”的独立著作的出现.但南北朝至隋唐,此二者已经具备.南北朝时“文笔之辨”划分“文笔”界限,“笔”有独立的地位,“文笔”的分集撰录,“笔”具备被独立论述的条件.隋唐时,《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文笔要诀》的出现,标志着“笔”与“文”被对等论述,进而有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南北朝的“笔”,宋代称之为“文”,论“笔”之作就是论“文”之作.由此可见,“文话”诞生在隋唐,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隋唐.     

杨亿：从“盛世符瑞”到西昆诗人

杨亿是宋初著名诗人,他作为“盛世符瑞”出现在北宋历史上。不同于一般的“神童”,杨亿把握住历史机遇．用自己的“神童”传奇资源和文学影响力,开创了大宋王朝新的文学时代。杨亿和他的馆阁同事们倡导的“西昆体”诗歌样式,迅速风靡了当时的大宋文坛,成为大宋王朝自己第一个流行文学样式．“两昆体”诗风的形成,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体现了统一王朝的文化需求。     

一声两歌一手二牍——论《红楼梦》的“隐复”之笔及其两面运思方式

一声两歌一手二牍——论《红楼梦》的“隐复”之笔及其两面运思方式李庆信《红楼梦》叙事本文中，不时出现一些显中寓隐、弦外有音的“隐复”之笔，这些“隐复”之笔既有暗示故事或人物未来信息的作用，显义层面又是故事情节或人物话语的有机成分，不露人为暗示痕迹，充分...     

汉字编码不是“笔”——与张孝存先生商榷

拜读张孝存先生的《电脑输入汉字该选用哪支“笔”》一文,觉得张先生还没有把汉字编码的性质搞清楚。这当然是编码界的通病。笔者认为:汉字编码的性质是编码研究的核心。现提出两个问题与张先生商榷。     

“执金吾”与“中尉”沿革考

《大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条云:“《汉书·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执政,复为中尉。晋、宋、齐、梁、陈并不置……”。《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左右执金吾卫”条云:“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师。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魏武秉政,复为中尉。晋初罢……”。《三国会要》卷九《职官》上“执金吾”条云:“魏建国,置中尉,黄初元年,改执金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