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文学副刊》与中国早期比较文学

20世纪初期,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创办于此时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促进了这门新生学科在中国的传播。从20世纪初期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大公报·文学副刊》构筑了完整的欧美文学知识谱系,强调全面地介绍欧洲文学;从我国当下的比较文学发展来看,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研究将有助于整合我国比较文学初期的学术资源,进一步规范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促进我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在看似散乱中却隐含着一条主线:通过对歌德、莱辛、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性作家的研究,重点展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几个亮点,勾勒了该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大公报.文学副刊》传播与研究德国文学的主要原因是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有很大的相似性,其探讨的某些问题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坛所关注的话题;《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其歌德研究对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对研究对象要整体把握和全方位阐释,二是重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知识谱系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工作。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法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均有批判与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话;对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与卢梭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英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大公报·文学副刊》在文学观上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在道德观上注重维护传统道德伦理;在人性论上强调理性与感性的均衡;在艺术论上认为诗歌与绘画是不同的艺术类型,其评判标准不能完全一致。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认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体诗"的僵化和"新体诗"的不确定性,使得诗歌成了当时中国文坛新旧交锋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传统诗歌的关注更多地放在了诗学批评上,对传统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提出了"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强调浪漫情感与古典艺术的完美融合,对诗歌音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诗韵是诗歌的本质属性.     

浅析“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学副刊

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创刊宗旨为切入点,尤其是针对"新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分析,梳理二者间的相关性,以此阐明这一阶段《大公报》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副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

文学史既有的研究成果一般性地说明了<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1937)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新闻史尚未藉重这一个例来丰富<大公报>办报思想的说明.本文试图做一些补缺工作,即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将<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作出共相对应的梳理,阐明两者都分享着共同的社会与思想资源.着重评述京派文学基植于思想自由,并由"人性论"与"距离说"所涵盖的艺术特征,从而揭示其自由主义文学标本的历史地位.     

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学传承与角色变迁

报纸副刊是文学与传媒结合的产物,兼具了文学与传媒的双重特点.台湾<联合报>副刊继承与发扬中国报纸副刊"名家办刊"与"文学摇篮"这两大文学传统,在传播的空间构建想像的文学社群,用传播的方式培育时代的文学新锐,并在50年风云变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文学的伊甸园",到"启蒙的前沿阵地",再到"精致的文学堡垒".其主编从"文学的园丁",到"媒体英雄",再到"新文学的守门人".<联合报>副刊不仅折射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也为世人留下了文学与传媒互动关系的经典个案.     

《大公报》副刊建设的历史脉络及价值差异

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极具特色的各种副刊亦为人所津津乐道。总体而言,《大公报》副刊种类繁多,有针对“识字不深”读者的综合性副刊,也有传播特定领域知识的专门性副刊,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其中,专门性副刊的分支——学术性副刊是《大公报》系列副刊中的一大亮点,也是知识分子媒介实践的重要园地,兴盛数年后却与受众的诉求逐渐背离,最终走向了消亡。     

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是当时全国报纸中发稿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文艺阵地,从中可以找到1941-1946年近六年的解放区文艺历史.它不仅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晴雨表和文学转折的历史见证,也是各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空间.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革命狂欢"中,外来都市文化经过与延安主流政治文化和陕北民间文化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新文化.在延安文学从精英文化向工农兵方向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之外,读者的变迁、分化也是其重要的文化诱因.     

陶诗对朱自清创作的影响

朱自清是一位现代文学作家 ,也是一位陶渊明研究专家。他一生喜爱并从事陶渊明及其诗作的教学和研究 ,因而在文学创作上也深受其影响。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 ,他们都主要表现出朴素自然的风格特色 ;在写作题材方面 ,他们均善于以小见大 ,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写作对象 ;在艺术技巧上 ,他们都有着善用白描 ,爱用叠字的特点。因此 ,两者明显存在着继承关系。     

《文选集释》在文选学上的价值

清代朱《文选集释》一书搜罗宏富,对《文选》之《选》文、《选》注多所补正,实为整理、研究《文选》必不可少之资料。惜其鲜有专门研究之作,有关评论亦失于偏颇。《文选集释》在全面整理此前研究成果、为文字学等学科提供借鉴之资、有助于《文选》注释学中集释体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有重要价值,达到了其应有的高度。     

“问渠哪得清如许？”——也谈《背影》里的“背影”

蒋济永先生《 <背影 >里的“背影”解读》将“背影”解读为“母亲的形象”的观点及其“泛性论”的批评方法值得商榷。笔者从作家的创作方法、直接动机、叙述细节、审美心理四个层面分析所得结论是 :假如将朱自清的散文看作浊浊尘世中的一湾碧影 ,他在散文中所饱含的诗学理想和至真至美的情感就是那源源而来的活水 ,加之作家对自我的反省和对人性的反思的表现 ,使作品中处处弥漫着人性的温馨。笔者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解读与批评。     

从《文心雕龙》不提《世说新语》看刘勰的文学观

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广泛论及了魏晋以来的作家、作品,而唯独对六朝文学中地位甚高、影响至远的《世说新语》只字未提,究其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刘勰的文学观造成的:原道、征圣、宗经而崇尚雅正,不满谐隐、杂说;崇儒为主,兼修佛道,反对玄谈;萧统文学集团的参照;重古略今,不论近世。     

经典重读与可靠的研究方法--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研讨纪要

在解读文学作品 ,尤其是散文时 ,一定要紧扣作者本人的情感世界 ,理解其人其文。在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解上务必要做到科学、准确 ,建立起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严谨的研究学风。对于西方批评理论 ,我们应该通过中西整合成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支撑。不加选择地“拿来” ,必然要造成对文本的误读与曲解。对于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的研究也应如此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