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部曲

“部曲”一词在唐代以前早已存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业已有若干专文讨论。唐代的部曲至今虽未见有专文阐述,但在不少人的论著中常被涉及。从中不难发现,人们对部曲的认识很不一致,就我所知,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意见比较广泛流行,认为唐代是部曲佃客生产制,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     

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

世族庄园制度是役使佃客、部曲、奴隶等生产者进行经营的封建经济组织,它是门阀世族地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一制度兴起于东汉,发展于魏晋,极盛于东晋南朝,到唐代才随着世族地主的垮台而消失。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比较典型,是经济史上一个大问题,因此对它重点地进行一番研究、剖析,是很有必要的。     

北京大学任继愈教授来我校作关于“魏晋玄学”等问题的学术讲演

八月下旬,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繼愈教授应邀来我校作短期講学。任繼愈教授这次講学共講了“魏晋玄学”和“魏晋佛学”等四个問題。 任繼愈教授在講“論王弼的哲学思想”一題时認为,魏晋玄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哲学,因此也充滿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爭。嵇康等人代表着玄学的唯物主义派。王弼、郭象則代表着玄学的唯心主义派。王弼提出了“以无为本”来修正两汉时期唯心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

本文作者从魏晋士族制度的起讫时间、中正评士的标准及其变化、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士族制度的瓦解原因等方面对魏晋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并认为近年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所依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     

从《世说新语》看服药的士族精神

作为士族神仙道教的组成部分 ,魏晋时期士族文人服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逍遥和肉体上享乐的需要。《世说新语》中士族服药的故事 ,不仅体现了它与帝王服用丹药和民众服符的不同 ,而且还集中体现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新解——论中国中世纪初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运动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界长期争论不决。作者依“生产手段决定劳动组织”的原理,重申汉代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始于魏晋。确认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两汉以前处于互相分离过程,魏晋以降处于互相结合过程。文章着重论述了魏晋至初唐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经济运动过程,指出其三部曲是:对耕牛私有,对耕地“占有”,对份地私有。依附关系随之俱来,凝固在曹魏屯田制至隋唐均田制,特征地显示出劳动地租阶段,标志了中国封建化的完成。     

經济学家千家駒同志來長春講学

八月上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員千家駒同志,应我校与吉林省經济学会、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吉林师大等單位的邀請来長春講学。在此期間,千家駒同志做了“对当前社会主义經济問題的一些看法”和“关于四大家族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一个方面的研究”的学术講演。参加听講的除有我校部分教师与同学外,还有長春、     

玄学不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

<正> 以前,人们总认为魏晋玄学是门阀士族的官方哲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魏晋玄学虽说是士族哲学,但并不是士族的官方哲学。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有派別之分。从身世上讲,一部分士族是由汉代的豪强地主、高级官员、儒门大族演化来的,这部分人名望高贵,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势力。一部分人则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在汉末的大动乱中,靠着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逐渐升发起来的。从思想上讲,前一部分人是世代儒学,具有家学渊源,自幼习礼读经,对儒家名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后一部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出台的一系列特权法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出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内在关系,明确指出:士族门阀制度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魏晋时期的特权法在士族门阀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駱耕漠同志来我校講学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員骆耕漠同志应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林省經济学会和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邀請,于十月中旬在長春作了两次学术講演,受到長春市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第一次講学題目是“关于‘三面红旗’的几个理論問題”,內容包括:关于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問題;关于大跃进的速度和有計划按此例发展的問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运动分期分析問題。     

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1.魏晋隋唐选举政策变动与士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政权瓦解后,天下兵兴,人物播迁,曹魏政权于延康年间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     

《世说新语》的审美观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人的审美观,是生活于那个特殊时代的门阀士族的特殊精神产物。它的产生,直接导源于魏晋玄学的浸润和诱发。它起步于人的思想性情的解放,并以人物品藻和对自然美的爱赏为核心内容,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由现象世界向精神本体转移,从世俗社会向自然界拓展的时代特点。     

经学传统与汉唐北方士族的盛衰

众所周知,九品中正制始于公元二二○年,这一年三易年号,是不平凡的一年。九品中正制持续了三百六十八年,对魏晋士族的强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流行的观点认为士族始于九品中正制。其实士族源远流长,早在西汉中叶便开其端,至魏晋而制度化;而且士族的精神主流与九品中正制并无根本关系,而是两汉形成的经学传统。     

《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浅说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大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作为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地记述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人把《世说新语》中描述魏晋士大夫的各种各样具有时代风貌的言行,概括为“魏晋风度”.东汉末年,发生了黄巾起义、党锢之祸、军阀混战、饥馑灾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剧烈动荡,这些动荡使魏晋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状况.门阀制度是魏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东汉中叶新的士族地主阶级开始形成,公元220年,曹魏统治者制定九品官人法,促使了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统治,就建立在这种制度上.这期间,尽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门阀士族争夺皇权的斗争.     

魏晋人物品题与寒门仕进

在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魏晋时期，人物品题虽然是士族阶层遴选官员的舆论工具，但它作为提供人材信息的主要方式，在社会动荡、亟需“能士”的王朝更替时期——魏晋之际、两晋之际和晋宋之际，为寒门仕进打开了路径，从中亦可窥见门阀政治发生、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过程。     

试论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

东汉豪强地主,史书往往称之为“大姓”、“著姓”和“名族”,因此在史学界也叫做大族豪强地主。豪强地主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早在西汉后期即有很大发展。东汉时,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和农民的大量破产,豪强地主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对东汉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且与后来门阀士族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因此,探讨一下豪强地主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了解东汉以及魏晋时期的历史都是很有意义的。     

北京大学朱光潛教授来我校作“德国古典美学”等问题的学术讲演

今年八月上半月北京大学朱光潛教授来我校作了为期半月的短期講学。 朱光潛先生在我校講学的主要講題是“德国古典美学”。在这个題目中朱先生分章介紹了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 朱光潛教授講到康德的美学思想时認为,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的《判断力的批判》第一部分,审美批制力的批判,就是他的美学。审美批判分两方面,一是美的分析,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