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引论——以东西方历史、文化根源为切入点

从时代精神的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的角度切入,梳理战国时代与启蒙时期的历史发展线索,把握中西刑法精神的演进及其历史生成条件,发掘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的异同,探寻战国与启蒙时代刑法思想异同及其历史、文化根源,以求对中外刑法思想、刑法传统与刑法现代化问题的深刻体认。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民法总则》规定的坏人和好人

从罗马法中挖掘出其潜藏的敌人刑法和敌人民法理念,把它与时下流行于欧美的敌人刑法理论和敌人民事立法贯通,引入我国的民法理论并挖掘我国既存的敌人民法或坏人民法实践,反推出好人民法理论,进而发展出好法人和坏法人理论,将之与坏人民法理论打包,用来分析《民法总则》规定的主体的道德类型,进而得出好人和坏人不可能平等的结论。     

论我国《反恐怖法》立法的基本原则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大局的根本之策。我国《反恐怖法》立法,应坚持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入宪,明确＂恐怖主义犯罪＂核心概念,坚持刑法为主、民法与行政法为辅,不同类型规范并存,从严从重处罚,国际反恐合作,立法适度超前等基本原则,以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     

财产罪中违法一元论与违法多元论对立之展开

违法一元论与违法多元论在财产罪中存在广泛对立。财产罪法益具有秩序维持的一面,经济的财产说更为可取。刑法上所有权的实体与民法不同,是与物有关的利益归属。刑法根据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认定所有权的转移时点,并未完全依照民法规定。对于所有权归属的证明,刑法不受民事诉讼最终结论的左右。在财产罪解释论上,应充分注意刑民违法判断的差异性。     

中国刑法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了解我国刑法的演进历程及其时代特色,对于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法律体系、法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状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回首刑法变迁的历程尤其是中国现代刑法的演进,我国刑法立法逐渐走向开放、科学、民主。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仍主要体现为刑法典的体系,具有立法形式的成文法化、刑法理念的现实性、刑法结构的科学化、刑法内容的前瞻性等特点。我国刑法注重刑法理念的时代更新,强化刑法立法的法典化,坚持刑法改革的国际化,并深化新型犯罪的刑法治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社会保障法的地位和体系

对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地位和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保障法应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与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平行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中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法的体系应是以社会保障基本法为统帅,以社会保险法、社会经济法、社会福利法、优待抚恤法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蹭网”行为的现行法规制——基于刑民法的双重视角

蹭网行为对现行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法律进行规制,可以对现行法进行解释,来解决蹭网行为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由于网络用户的不同,蹭网行为可能会产生刑法和民法问题。对于民法问题,可以通过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来解决;刑法问题在理论上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也可以通过对盗窃罪进行解释来处罚蹭网导致合法用户网费损失较大,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蹭网造成的间接损失,也可以运用民法和刑法进行规制。     

论我国数据法益刑法保护之法益内涵

在我国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数据法益的保护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刑法领域，通过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而保护数据的传统立法方式存在失焦的可能，而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也只属于数据保护的部分内容，因此当前数据法益的刑法保护尚不完善。愈发猖獗的涉数据犯罪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数据法益刑法保护机制是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对数据法益的认识模糊使得相关立法、司法尺度不一，可以从定性、定量两个角度结合数据法益的公私双重属性，对数据的不同类型、不同数据的入罪门槛进行详细界分，进一步厘清数据法益的内涵，为数据法益的刑法保护框定合适的范围。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对刑法的影响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后,对刑法现实适用的影响与未来立法的导向不容忽视。一方面,刑法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的内容对规范适用予以现实调适,具体包括:区分性质不同的虚拟财产予以具体的定性指引,秉持"扩张与收缩"并举的态度重置个人信息的保护区间,促成刑法上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科学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民法总则》所体现的最新立法理念与社会价值亦可以形成对未来刑法立法的导向指引,应当考虑适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落实胎儿利益的刑法干预,继续环境本位的刑法探索,实现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刑法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论侵占他人“寄托的现金”行为之定性

财产犯罪处于民法和刑法理论相互交错的地带,刑法上的许多概念和理论来源于民法,但在刑法体系下却有别于其民法本源,甚至出现了理论上的对立,侵占型犯罪中的“寄托的现金”便存在上述矛盾与对立。对此,国外学者争议颇多,而我国学者关注较少。笔者以日本法为研究重点,介绍相关学说观点,并试图寻找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以求我国相关学者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对我国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思考

侵权行为法是规范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不法侵害公共财产、公民和法人财产或人身权的法律工具.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在民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已被纳入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中国民法法典化,为侵权行为法的完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侵权行为法应从债法中分离出来,成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独立一编.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既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行为法得以不断完善的重要条件.     

建筑物区分所有人之成员权性质探究——兼论《民法典》中之相关制度安排

从历史上看,民法从来是法哲学的发祥地,法哲学的观念和理论皆以民法为本.我国的民法哲学是关于民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民法哲学主要研究民法的本质、价值、地位、理论、体系及其建构方法等.民法哲学从属于法哲学,它是民法学和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灵魂.民法哲学决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公理必然在民法哲学中得到反映."公平"和"规范"应是民法哲学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     

关于精神伤害行为的立法探讨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精神伤害罪,民法、行政法对精神伤害行为的规定也比较粗略。因此,弄清精神伤害行为的类型和实施方式,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严重伤害行为为犯罪,并明确界定刑法、民法对精神伤害行为的管辖范围,对于完善精神伤害行为立法很有必要。     

中国老龄法体系构建论

构建老龄法体系,首先要解决价值定位的问题,即将人权和公平确认为我国老龄法体系的首要价值和核心价值.其次,要使我国的老龄法律规范成为一个内容合理、结构优化、和谐一致的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在立法工作中坚持老龄政策法律化原则、规范效力提升原则、适应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借鉴域外经验原则.同时,在构建模式的选择上,“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模式”是符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具体而言,我国老龄法体系应以老龄基本法、老龄专门法和其他部门法中的涉老规范为主要架构.立法重点在于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专门法,以及完善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的涉老规范.     

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的刑法路径 ——从医疗人工智能的隐私风险谈起

大数据时代,包括医疗人工智能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科学研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在利用数据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公民的隐私不被侵犯成为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保护隐私的必要性取决于它在调控技术发展中所承担的使命以及仅依靠其他非刑法手段不足以保护个人隐私的现状。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没有以隐私权为独立客体的法律条文,对隐私权的保护附属于刑法对市场经济秩序、公民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社会管理秩序的保护。这一路径下的个人隐私保护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不能为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刑法路径的构造,首先需要明确个人隐私保护刑法路径的立法理念,其次需要理性定位个人隐私的内涵,最后,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矫正当前制度的缺陷。     

刑法与民法的"分""合"之辨

刑法与民法在规范目的、调整手段等方面迥异,但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对立化,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体现在两者"分"合"的理解上."分"是两者所调整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区分,"合"是两者对致害事件的规制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两者对致害事件的处理不可或缺.刑法规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危害不大的行为则交由民法调整,且随着社会认知的变化而改变,刑法与民法的界分也应随之做动态调整.在对待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上,既要警惕刑法优先适用的思维,遵守刑法的谦抑性,也应注意不能以民事判断代替刑事判断,更应分别运用民法规范和刑法规范对行为进行定性.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从行政法到刑法

文章描述了科研不端行为涉及的法律规制问题,分析了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对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的状况,认为当前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不是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而是缺乏意识和行动。文章指出,对于遏制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重要的不是新增法律条款,而是在于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     

偷拍行为刑法规制之正当性与必要性分析

偷拍行为明显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刑法规制。目前,我国偷拍行为日益猖獗,现行行政法、民法以及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都不足以有效地规制偷拍行为。我国有必要修改《刑法》,设立＂侵犯个人秘密罪＂或＂侵犯隐私罪＂,以规制偷拍行为。     

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进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立法的探索阶段、立法的初成阶段和立法的完善阶段。纵观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演进过程,发现其呈现出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相互影响的互动特色,这反映了随着对有组织犯罪观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刑事政策观念及刑事立法的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过程。回顾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演进,仍能发现其在立法模式、立法的前瞻性、立法的系统性以及刑事责任与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的较多问题。针对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缺陷,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改革走向就是要总结既往立法和司法实践探索经验,正视立法存在的不足,不断从结构、制度和立法技术等方面加以完善,运用多元、能动、理性的总体立法方略构建完备的有组织犯罪刑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