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琉璃浅释

琉璃除了是贵族的奢侈的用品,权利的象征.还于佛教等文化产生关联.琉璃是佛教"七宝"之一中国五大名器" (金银、玉翠、琉璃、陶瓷、青铜)之首.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SSCI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印度经典汉译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自汉代以来,中国翻译了大量印度经典.古代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以佛教经典为主,兼有哲学、天文学、医学经典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得以丰富,翻译经验得以积累.唐宋以后,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走向衰落.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再次开始关注印度经典,尤其是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上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组建、培养精通印度语言的专业人才队伍,印度经典的汉译由此取得重大成果,其关注领域较之古代亦有很大变化,并且在印度两大史诗、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经典、古典梵语文学作品以及现代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文学作品等领域成绩卓著.近年来,商业化的翻译实践有所发展,但面临诸多问题.当前,结合中印两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重要性和可行性,中国最值得也最适合开展印度古代及中世纪经典的汉译,翻译过程中须注意借鉴已有的翻译传统.     

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

今天的新疆与古代的新疆相比,在宗教信仰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今天,新疆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但在古代,新疆地区却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特别是在汉唐时期,佛教几成为国教。因此,阐明新疆古代佛教的流行情况,乃是研究新疆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新疆的佛教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论中国佛教伦理化的契机

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佛教东传以后,中国佛教的伦理化倾向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佛教中国化进程所使然。必须看到,尽管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中国佛教作为印度佛教在中土的延伸,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完全割裂。基于这一点,我们讨论早期佛教的伦理化倾向,以及佛教传入中国后所赖以生长的中国伦常社会的文化基壤,就有助于了解中国佛教伦理化的中土之源、印度之根,在根源与土壤中,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伦理化的契机。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伦理化倾向,主要是指佛教     

一位朝鲜古代诗僧的故事

朝鲜古代诗僧“慧超”，是朝鲜三国时代的新罗人。他到中国和印度学习佛学知识，游历了当时印度的东西南北中五天竺，走遍了当时印度的佛教圣地，他在从印度到中国长安一路上还考察了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写了一部《慧超五天竺国传》一书。他是一位献身佛教事业的学者、旅行家，也是一位诗人。     

借得佛胎育灵种仙风道骨孕禅机——禅宗"心即真如""悟真"理论的兴起及理论启示

禅宗作为佛教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哲学"杂交"的产物,印度的佛教理论为禅宗提供了一个佛教化的"肉身"与"外形",中国哲学则为她提供了一个使"肉身"立起来的"骨架"与令"外形"动起来的"血液".二者的双向变形,实现了佛教版的"肉身"与中国式的"骨架",禅定状的"外形"与直觉型的"血脉"的完美契合,其"心即真如""悟真"理论的创立,具有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     

试论汉魏两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接受

从印度佛教的最初传入到晋宋之交,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在这四百多年中,印度佛教逐渐渗入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考察一下汉魏两晋时期中国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接受过程,于我们今天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一据史载,中国最早接触印度佛教,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佛教河神信仰及其中国化

河神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在东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河神信仰其实质是一种对水文化的崇拜,滥觞于农业社会对于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因此,不论是中国、日本、朝鲜抑或是印度古代社会都有对于河神的崇拜。佛教大量吸收了古代印度的河神信仰体系并赋予河神更多的利益众生的功能,逐步将其佛教化。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河神信仰、龙王信仰、天王信仰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河神——龙王——天王信仰模式。     

中国古代译论研究——寻求突破

印度佛典之中国传译,史近两千年。这漫长的译经历史,不仅译出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国翻译学也随着佛典翻译的开始而诞生,又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成熟而成熟。佛经翻译几乎是我国古代书面语翻译的全部,从中产生的理论也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因此研究佛籍译论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翻译理论,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之主体。但目前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古代译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深入,需要突破。     

简论印度工业化的历史道路

一、历史的回顾——殖民地时期印度工业发展的历史道路 古代印度的手工业高度发达,达卡的红裹黑、德里的铜器,旁遮普的刀剑、阿萨姆的宝石、蜚誉世界,历久不衰。印度从西方殖民者入侵到独立,     

佛教融入古代中国社会之原因的文化解释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扩大、加深的结果,采取的是地缘渗透的方式。佛教融入古代中国社会,是因为佛教传入时的中国社会与佛教产生时的古印度社会具有相似性;是因为佛教弥补了儒教和道教的不足,三者实现了互补;是因为佛教主动进行调适,积极适应中国社会。     

谈谈变文中的业报轮回思想——以《目连变文》为中心

变文作为一种佛教通俗讲唱形式,旨在通过普通百姓通俗易懂的方式宣扬佛教思想。而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从《目连变文》出发,简要探讨了业报轮回这种古印度思想在进入到中国后的变化历程及其与中国古代固有思想的激荡互融过程。     

再论印度绘画的“凹凸法”

"凹凸法"又名"天竺遗法",指的是古代印度绘画中的染色方法。汉译佛经和梵语文献《画经》都有关于这种方法的记载,印度阿旃陀石窟现在保存着较多的用"凹凸法"绘制的壁画实物。本文逐一分析文字记载和壁画实物,综合三种资料总结出印度古代绘画中凹凸效果的三种表现方式,比较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凹凸画与印度古代绘画在"凹凸法"应用上的异同。     

中印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与异质话语对话中新话语的创生

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以不灭之"神"为生命、轮回及解脱的主体,不仅远离了早期佛教话语"无我"的轮回,也背离了部派佛教话语"假我"的轮回,又偏离了中国传统话语中关于"神"的内涵.然而,正是在远离、背离及偏离中,经由印度佛教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两种异质话语的对话,在接受中远离、背离,在继承中偏离、变通,从而建立了既异于印度佛教又异于中国传统的新话语--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明晰“文学”观念:佛教的贡献

外来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开始发挥重大影响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在文学发展历史上这正是"文学的自觉"时期。佛教追求现实背后的"诸法实相",提出不同于感官常识认识的另一种"真实"观念,对于文学创作,这种观念直接关系到如何区别"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实际也关系到如何认识"文学"的本质。佛教教理中有关真实、心性、形象、语言等观念、理论,其内涵多方面涉及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内容、思维方式与表现形式,推动了"文学的自觉",对于中国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发挥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