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史书编撰看萧梁史学的创新发展

史书的编撰是史学成果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萧梁史学独具特色,史书的编纂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发展之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的作用。     

朱舜水史学思想及其对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

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包括大义名分的史观思想、尊史求真的史德思想、考据存疑的史识思想和以古为镜的史用思想四个部分。其中大义名分和尊史求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进《大日本史》的编撰理念中。此外,朱舜水还为《大日本史》的编撰培养了一支技术精干的专业队伍。朱舜水的史学思想还对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史学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日本江户前期的史学发展。     

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史学”概念的古今演变与中外对接

"史""学"二字连用始创于魏晋,时以"史学祭酒"与"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并立出现。此"史学"之概念尚不能推论在何种程度意义上表示一种学科或一门学问,不过此时"史学祭酒"一职与编撰史书等业务尚无较多关涉。此后"史学"一词作为中国古代固有概念迅速使用起来,历经隋唐以还诸朝不同语境的使用,又衍生出"一种学问的修养状况"与"研治史书之学"等涵义。直至清末民初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以日本为中介的西学术语大量涌入中国。在此新学大潮中,本内涵明确而稳定的"史学"语词,在借以对译西方概念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历史"语词及近代新生的"历史学"、"史学史"术语缠结在一起,共同诠释了历史语义文化演变过程中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史学"概念的演化,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定义变迁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史学谱系的日益丰富以及人们对"史学"的理解向着广延度和深刻度不倦地进军。此一"史学"概念梳理、辨析工作,当为适度解构现有的中国史学史体系、试图恢复中国史学发展的原生状态提供借鉴。     

论《汉书·艺文志》之不立史目

《汉志》不立史目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观念尚未成熟,比如《汉志》中史籍虽多,但却分散于各目之中;门类不具,史学体系尚未建立。而先秦史官传统更是直接影响了史学的成熟。在经学昌明的汉代,史学不可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因此,《汉志》不可能将一门并不存在的学问立目。     

马克思主义史家论历史编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编撰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发展、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撰创新的途径等有关历史编撰的论述,不仅丰富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今天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

以经治国与汉代用人晋文汉代以经治国是一个古老而又没有深入研究的课题。为抛砖引玉并求得教益，本文拟就汉代用人与以经治国的关系作一粗略考察和分析。据史书大量记载，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其用人便深受经学的制约和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统治者依据经学制订了一整套...     

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读史诗浅议

关于王安石的咏史诗,已有一些研究论文发表,但王安石的读史之诗,尚少有研究.其读史之诗,是通过阅读史书抒发自己对于重要史事或历史人物的见解,既彰显了诗的意境,也反映了史的思想,是诗与史思想意境交融的结晶.这有力地证明了史学对政治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也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路径.     

略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

历史编撰学是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是一门处于草创阶段亟待加强研究的分支学科。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主要偏重个案研究。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历史编纂学中后起的具有代表性的史书体裁,它在晚清迅速发展,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需要用“通识”的眼光,才能宏观地分析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目的是为深入研究历史编撰学做初步的尝试。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以经治国与汉代经济

汉代是儒家经学的兴盛时期。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统治者以经治国,经学曾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汉代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反映到经济思想上,又表现在经济政策中,对汉代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起了制约作用。要深入研究以经治国和汉代经济,就不能不对它的有关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一、经济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袁桷及其史学

袁桷为元代著名文士,于文学、史学、书法、琴艺都有所建树。从袁桷对史书体裁、书法义例、王霸之议、史书文字等方面的见解可知,其史学思想体现出直书、明理、务实的特点。而其所编修的《延四明志》,亦体现了这一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