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折冲府的“承直马”——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承直马是唐代府兵之下的一种用马制度,传世文献记载诸卫每日置承直马八十疋,但一直没有出土资料提供证据。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前庭府的常备马匹恰好是八十匹,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因为西州属于边州,在承直马的使用上有许多特色,与文献记载多有不同。文书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补,这里又提供一个例证。     

批判唐长孺先生错误的阶级观点——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最近时期对該系教授唐长孺、吳于廑二位先生的資产阶級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和代表著作,展开了热烈的批判。同学們写了許多篇批判論文。这里刊載的是其中的一篇。作者馬冠武等都是历史系四年級的同学。     

复旦大学博士生座谈“当代学术史研究”——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的几点建议

2006年4月7日，本刊主编余三定教授在上海邀请复旦大学部分人文社科博士生座谈“当代学术史研究”。座谈会上，余三定首先介绍了2005年9月在北京大学召开同一专题博士生座谈会的情况（见《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并说，首都的北京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都是人们心中的学术圣地，所以非常荣幸能与复旦大学博士生座谈。余三定特为邀请了《复旦学报》主编黄颂杰教授、责任编辑张兵编审出席并指导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博士生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许有攸（04级），哲学系高丽敏（04级）、倪剑青（04级），历史系潘玮琳（06级）、章可（05级）、仇鹿鸣（06级），中文系牛竞凡（03级）、王宏超（06级）、刘霁（04）、梁花（04级）等。下面刊登的是座谈发言的整理稿。牛竞凡帮助做了许多联络工作，特此致谢。     

关于“阴山”、“敕勒川”的地望——同周建奇先生商榷

周建奇先生对学术界公认的关于北朝民歌《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的地望提出了异议。考之于有关史料和旁证材料,“敕勒川”、“阴山”根本不可能在位于新疆“隶属于北庭都护府的叱勒州”,其地望也不会是“在准噶尔盆地南沿、天山北麓”的不毛之地。而考辨突厥语“ l”和吉尔吉斯语“ l”等词语并联系相关民族迁徙史,都证明周先生对“敕勒川”和“阴山”的地望的异议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与孔经纬先生商榷

孔经纬先生在他先后发表的“中国民族市场形成问题”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一市场”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不能形成“民族市场”;中国的“统一民族市场”是在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我对他的这种看法是不同意的。我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已不存在象欧洲那样的“统一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市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现在提出我的很不成熟的意见,与孔先生商榷,并就教于读者。     

增强艺术活力和排除“左”的影响——读两部当代文学史的一回笔记

老黑格尔以其理念和形象的辩证关系和辩证过程的思辨,也以其广博的、现实的人的历史感,认为展现出理念和形象的分裂——理念越出了形象的浪漫艺术,是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艺术发展的最后阶段。在他看来,浪漫艺术既已成了艺术家用以表现个人的天性、内心生活和无意识的实体性本质的“自由工具”,浪漫艺术就走到了艺术发展     

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

2002年1月12日,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由于“逻先生”这个提法比较新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和回应。在五四运动8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赵虹先生约我在《社会科学论坛》谈谈这个问题,并最好采用与学界同仁对话的形式。斌峰兄,在逻辑学界…     

承传着的“心炬”——读肖萐父先生的《吹沙集》

肖父先生的论文集《吹沙集》终于由巴蜀书社公之于世了,这是广大后学者所期望的事。这本文集名为“吹沙”,乃取自唐代诗哲刘禹锡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它表现了著者数十年在中国哲学文化这片丰腴而荒芜的田野里耕耘和探索的足迹,记载了淘漉与吹觅的艰苦历程。透过这些“足迹”和“历程”,读者可见识到著者的博学精     

关于“略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及其它——答陈湛若先生

由於讨论“红楼梦”而引起的有关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问题的论争,显然已成为这一年来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争论问题之一。迹一争论,我认为是极有益,也是极必要的,因为它所牵涉到的问题都是一些都关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国近代史发展上的关键问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对於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一定是会有帮助的。但也正因此,我认为:关於这一问题的争论,目前是还不易一时即行完全得到结论的。因为它牵涉到的范围,就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就     

实现“业师”与“人师”的完美结合——学习罗国杰先生关于教师道德的思想

罗国杰先生一直关注教师道德问题。他认为,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素质,这是由这一职业特殊的使命和道德养成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今天的教师道德,主要内容包括: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要言传身教、为人师表,要团结协作、共同进步。他对于教师道德的阐发和践行,为我们履行好教师的职责,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指明了方向。学习先生关于师德的思想,就是要始终对教育事业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对学生怀有一颗关爱之心,对自己的能力和品德有一颗不断进取之心。     

一本关于“青春”与“美”的书——读王光东著《关于浪漫的沉思》

李大钊曾用“青春”二字来概括“五四”的气象,后来梁实秋又补充说,“青春的气质总与浪漫的风度相联”,平心而论,近70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居“弄潮儿”地位的,恐怕正是代表浪漫派的创造社一班人马。把郭沫若与创造社作为中国现代浪漫精神的“原型”,置于艺术与历史的形而上层次去考察,王光东在他的著作中展示了一种欲穿透历史表象的高屋建瓴的理论气势。     

关于“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与吉敦谕先生商榷

《江汉学报》今年九月号发表了吉敦论先生著《糖和蔗糖的制造在中国起于何时》一文。吉先生说:“我国蔗糖的制造始于汉代,不是始于唐太宗时。”吉先生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下列四部书:一、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吉先生所提出的论据中,这点最重要。因其中有“     

代际或地域:一代人的精神经纬——读黄修己先生的《我的“三角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命际遇和思想情结,一种地域有一种地域的人文意蕴和象征含义。20世纪中国文化界对各种思想文化潮流的描述和总结,喜欢从“代际”或“地域”两个角度来着眼,也就是说,时空二维,成为梳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群族演变的两条经纬线索。与此同时,每个个体也会在特定的时空经纬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各自的经纬区间里,以历史所赋予的诸种含义认识、理解并阐释自己。黄修己先生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也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缕析自己的思想学术经历,勾勒自己的生命履痕。黄修己先生的一生,有三处栖息地———福州、…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写的一篇著名的哲学笔记。这篇笔记虽然只有十一条,一千五百多字,但它却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进入成熟时期的开端。1888年恩格斯把《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恩格斯评价《提纲》时写道:“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今天,重温《提纲》,理解恩格斯评价,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幽人拜鼎湖”的“幽人”不能作“幽囚”解——读吉川幸次郎先生《我的杜甫研究》后的一点意见

《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1期载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先生《我的杜甫研究》一文,颇多卓见。但文中提到《行次昭陵》诗中“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句说:“这里说有幽人拜太宗皇帝的陵。幽人究竟是哪样的人呢?我怀疑了很久。后来在宋邵博的《闻见后录》里发现了一条,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之下。’太宗是开国英主,所以一般的人可以到他的陵下,诉说自己的冤枉。杜所谓幽人,就是邵博所谓有冤者。‘幽人’两个字,本来是《易经》里的话。复卦说:‘幽人贞古’;归妹卦说:‘利幽人之贞’。《易经》一般的解释,把它解为幽隐之人,山中的隐遁者。《文选》里的用法,也是那样。三国时代虞翻的解释就不同了。他解释为幽囚之人,就是有罪受罚的人。关于这一点,清代惠栋的《周易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都有考证。那么,这里拜鼎湖的幽人,也应当是幽囚之人,就是邵博所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前提是正确把握它的理论实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问题哲学界展开了讨论。不少人主张用“实践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三个方面。兹就上述三个方面试析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关于清诗话的整理与研究——从吴宏一的“清代诗话考述”研究计划说起

清代诗话历来被文学评论者所引用,但是对于清诗话本身的整理和研究,则比较晚才开始.笔者曾经参与吴宏一主持的"清代诗话考述"研究计划工作,总结其经验,对清诗话整理和研究的方法、态度,提出一些看法.清诗话的整理工作宜合众人之力完成,对于各家清诗话目录的成书先后,也应注意,以见学术发展之迹.至于清诗话的考订,研究者宜有集思广益、随时修订的态度,引用别人研究成果,并注明出处.     

关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及其实质——并答复和求教于孔经纬先生

“理论战綫”1960年第5期发表了孔经纬先生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经济实质”一文,对我们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二讲,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清代闭关政策的实质是有启发的。我们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第二讲中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