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异人”李笠翁

清初戏剧家、戏剧理论家、小说家李渔,是映红了17世纪中国大地的一颗耀眼的艺术明星;而在他生前和身后,却常被目为"怪物、异人"。其实这对李渔是真实的写照。他之"怪"、"异",在于其行为违抗时俗,作品标怪立异。他的人生光彩在"怪""异",他的历史贡献亦由"怪""异"生发的超越性而来;中国向无职业作家,若有,当自明清时代始,而以"怪""异"著称的李渔是其光辉代表,就此而言,他是中国古代严冬时期飞出的一只未来时代的燕子。李渔以"怪""异"做出历史性突破,为中华文明增加新的因子。"怪""异"乃其性格特点,也是其艺术创造的标志性品格。     

激进、务实和浪漫:"元老记者"于右任的舆论观

"元老记者"于右任长期被贴上党派色彩浓重的标签.人们承认于右任的舆论思想和舆论监督实践是激烈的,但又往往认为这种激进是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事实上,于右任的舆论观和报刊实践比人们想象的要真诚、彻底也更加理想化,他主张监督的不仅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还包括自己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政府;他希望报刊所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虽然这看上去仅仅是一种理想.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再论李渔的“虚实”观

李渔所谓"实则实到底",是基于剧本写什么而提出的所谓"虚则虚到底",强调的是剧本选材如果是无所依凭即可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大胆虚构。吴梅深得李渔作剧法之精义,沿用李渔"实则实到底,虚则虚到底"之说本身已说明他的见解与李渔此句之含义并无出入,所谓"揆情度理"之补充其实已在李渔精义包涵之中了。     

再论李渔的"虚实"观

李渔所谓"实则实到底",是基于剧本写什么而提出的所谓"虚则虚到底",强调的是剧本选材如果是无所依凭即可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大胆虚构.吴梅深得李渔作剧法之精义,沿用李渔"实则实到底,虚则虚到底"之说本身已说明他的见解与李渔此句之含义并无出入,所谓"揆情度理"之补充其实已在李渔精义包涵之中了.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现代化视角下的考察

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辛亥革命与此前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是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演进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国人认识到进行制度变革的迫切,维新变法之呼声高涨,遂有1898年的维新变法之举。戊戌变法虽遭守旧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但经过庚子之变,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于是"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相继上演。但清王朝对将会危及其统治特权的"预备立宪"敷衍、拖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论刘蓉的学术与事功

刘蓉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他对程朱理学非常推崇,且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既讲"内圣之功",又讲"外王之道",强调"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带有较强的事功色彩。他以学术为治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中楼阁”的势力场域——李渔《十二楼》与小说的近代进路

李渔把代表其小说创作高峰的《十二楼》称为"空中楼阁",不光体现他对园林设计的嗜好,也凝聚着他的文学以虚构为核心的主张。小说中亭台楼阁成为规训身体和道德的空间装置,而李渔采用反讽和戏仿的解构策略,在政治与美学的协商中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同情,重申了晚明的浪漫精神。另一方面对园亭楼居的描绘渗透着当时兴盛的园林美学的符码,表现了李渔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奇妙观赏,也给小说结构和风格带来美学上的突破。"空中楼阁"犹如各种文学与文化力量交涉、对冲或融合的势力场域,映现出明末清初急剧变动的时代精神,而李渔沿着"文人小说"的进路,以其多元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使小说成为一种既能负载与更新文学传统、又能展示其独立身份的最富活力与时代性的文学样式。     

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时贤说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未免言过其实。他是以理性的、平等的态度,而不是以狂热的、崇拜的态度,来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方面,他批评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关于中国人说西方人"只有一只眼"的说法,强调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几何学和第一哲学——皆为中国人所不及;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然神学"——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又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抑制人性中的恶,减轻人类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他认为中西哲学和文化各有长短,"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是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心态。     

激进、务实和浪漫：“元老记者”于右任的舆论观

＂元老记者＂于右任长期被贴上党派色彩浓重的标签。人们承认于右任的舆论思想和舆论监督实践是激烈的,但又往往认为这种激进是以＂政治目的＂为出发点。事实上,于右任的舆论观和报刊实践比人们想象的要真诚、彻底也更加理想化,他主张监督的不仅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还包括自己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政府;他希望报刊所代表的是真正的＂人民＂,虽然这看上去仅仅是一种理想。     

20世纪30年代前期孙科政治态度变化原因分析

20世纪30年代前期孙科政治态度的变化,是其政治际遇中角色变化的结果;从空间转换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他政治态度多变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孙科政治态度的多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漆园之旷--李渔《奈何天》的文化解读

要真正了解李渔戏曲,全面了解李渔其人,就必须“知人论世,”通过李渔生活来把握其戏曲。深知李渔创作之旨的胡山评李渔的喜剧是“其旷漆园也”。也就是说李渔的喜剧创作就是要传达他的“漆园之旷,”像庄子一样旷达、超脱的思想。实际上,“漆园之旷,”既是李渔生活中享乐主义的根源,又是他喜剧创作的灵魂。当然,作为一部人间喜剧,《奈何天》所传达的“漆园之旷”与《庄子》所表达的旷达超脱毕竟还有明显的不同。     

何谓"以界蒙古"——清初设置柳条边与蒙古之关系再探讨

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地理界线,柳条边的设置和完善历经皇太极、顺治与康熙三个时代,在不同时期的设置动机和政策内涵也有显著变化.皇太极时代所设的"边栅",可视为柳条边之雏形,目的在于明确对辽河套的控制、设定游牧界线、划分八旗蒙古与外藩蒙古活动区域;顺治时代因八旗部众大举入关后,盛京地区空虚,为维护留都规制需要限制蒙古东进,遂有大规模修筑完善柳条边西段之举;康熙时代的"扩边"和设置"新边",则是在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局势变化后,对蒙古限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显示所谓"界"其实是一种单向的、动态的关系.由此可见,"老边"西段和"新边"的设置根本目的在于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亦即高士奇所说的"插柳结绳,以界蒙古",而不应视为民族隔离、军事警戒线或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论李渔的艺术人生

李渔以其特殊的经历、人格以及出众的艺术才华，标举起异端大旗。他所选择的卖文糊口、托钵干谒的生活道路和他讲求生活情趣与物质享乐的人生哲学，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晚明文化风尚在清初社会里的印迹和影响。在清初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李渔的浪漫轻狂则被视为怪癖和滑稽，而他之举起异端大旗，又确有几分伪饰与游戏的态度。时代的限定和人格的缺陷，注定他的个人悲剧。他作为晚明文化的肖子出现，也标志着异端思潮走向了时代的谬误。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苏轼叙写“气”的语意蕴涵辩证

在苏轼的作品中,多有"气"的叙写。这诸多"气"的语意蕴涵非常丰富,既有对自然物质之气的描述,也有对生命生理之气的体认,而更多的是对人文思想之气的传达。人文思想之气从哲学层面反映了他以气为本体的自然观;从政治层面他崇尚和气,表明其向往社会太平和谐的政治理想;从道德人格层面和文学艺术层面他欣赏英气、豪气、浩然之气、逸气、才气、神气、词气等人文精神之气,表现了他人格审美和艺术审美的理想追求。     

魏晋重实之风浅议

<正> 魏晋统治者中,曹魏集团有尚法之名而司马晋集团则以尊儒著称,然而察考当时政治却不难发现,两家政权不仅远非纯任法术或儒术,而且,对待各自立国所标榜的儒、法政治原则,也都采取了颇具投机性的实用态度。简言之,曹魏治国固好申商之术,所谓“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但为了统治的实际需要,并不忽视对儒学的利用。最高统治者屡下《修学令》提倡学习儒家典籍;而社会中的儒学大族和礼法之士,只要政治上拥戴魏氏,即能被网罗拉拢,与法家寒族之士同登廊庙。     

浅论李渔的工艺美学思想

李渔,是一位伴随着明季黯然的余辉走上戏剧舞台,并在清初论坛上脱颖而出颇具建树的戏剧理论家.同时他在周旋梨园之暇,也曾论及器玩、居室等工艺美术,是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工艺美学家.本文拟将其《闲情偶寄》之"居室"、"器玩"二部中所流溢的工艺美学思想作如下管窥.一工艺美的鉴赏情趣——变·雅·化李渔性情"不喜雷同",反对沿袭先人遗制,极力推崇工艺美术创造主体的创新实践活动.其论著字里行间直透出一股以"变"为核心,以新奇为美的工艺美学倾向.但自明季以来,在建筑工程界乃至整个手工艺界,笼罩着浓郁的泥古之风,李渔对此表露出针砭时弊的愤懑情     

《十二楼》的道艺追求与李渔的人生定位

本文拟从对《十二楼》艺术与思想追求的分析入手 ,进而把握李渔的人生定位 ,并籍此确定他与他的《十二楼》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十二楼》在艺术上突出的有三点 :独特的情节编排、市民化的人物系列以及整体的风情轻喜剧特色。道学与风流的谐和是《十二楼》的写作理想。“风流”指世俗性的人生受用 ,“道学”指当时环境里必须遵循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准则。坚持道学规范里演绎风流是李渔对严酷政治环境的回应 ,表示的是规避和畏惧。它阻止李渔对自己进行突破 ,却从反面更刺激了他成为乱世生活导师的哲人期望。而执著于快乐哲学带来对《十二楼》内容的刻意处理 ,极大限制其表现力 ,形成了内在的虚弱 ,恰是不及“三言”、“二拍”之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