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

概览七十年来域外学者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中国人形象说、悲剧--命运说、象征--原形说三种类型。域外学者认为,一部《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写出了“无垢纯真的中国人”的形象;“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一部《边城》充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边城》中的“‘死亡与再生’,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     

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青年所代表的青年文化是在近代中国青年阶层诞生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内容来看,《新青年》的主题是“青年”和“青春”。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主要表现为：首先“青年”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因此,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也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关键词：     

浅析弗洛姆的三个伦理命题

“面对一般的选择,多数人总是趋‘善’避‘恶’”、“人格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发展目的,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唯有人本身才能决定美德与罪恶的标准”是弗洛姆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三个重要命题,分别反映了其独特的人性论、人格论和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主体性原则。本文对此三个伦理命题作扼要的介绍,并揭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     

溪州铜柱铭文中湘西彭氏土司族源考

长期以来,湘西彭氏土司族源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目前在学界存在着以下两种相悖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湘西彭氏源自江西”,另一种观点认为“彭士愁不是从江西迁入的汉人,而是溪州‘土著’”。查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志谱,并专门认真研究由后晋楚国天策府学士李弘皋撰写的《复溪州铜柱记》以及《铜柱记》后面关于彭士愁官职爵位的介绍文字,可发现二者竟然分别支撑着“本土说”和“江西说”两种观点。因此,不能武断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湘西彭氏土司族源或许不能简单地用“本土说”和“江西说”来盖棺论定,彭士愁的身世可能有更深的历史谜团有待解开。     

秦简“当腾腾”音义商兑

“当腾腾”是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公文习语,李学勤、胡平生等众多学者的释读皆存疑问。考诸古音通假及秦代避讳之实,“腾”当通“朕”,可训为“封”,“当腾腾”意即“该封,封”。“天子自称曰朕”始于嬴正廿六年,秦汉讳“朕”,有《说文》为证,但古今学人均未尝言及。     

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身份认同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对读书人来说可谓数千年巨变,也由此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身份体认,他们自视为“殄除外虏”的民族主义者、“跑来跑去”的淑世主义者和“发扬踔厉”的个人主义者。     

“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

春秋时期传世的比较典型的诫勉诗,主要有《诗·邶风·谷风》、《卫风·氓》、《齐风·鸡鸣》、《秦风·终南》、《大雅·抑》及逸诗《暇豫歌》、《祝辞》（二首）。就诫勉对象而言,可分为他诫与自诫两大类;就诫勉内容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士等不同社会阶层贵族之“德”上,这是因为是否有“德”,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与个人祸福的重要因素。由于自西周初期开始,“德”观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敬德”思想观念相伴而生,成为诫勉诗创作动机生发的思想根基。而作为实现“敬德”基本途径的“诰教”与“慎独”方法,则分别对他诫类诗歌与自诫类诗歌创作动机的生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类虚假新闻再批判

“类虚假新闻”不同于那种完全无中生有的全虚假新闻,它的基本内容并非来自虚构。但这种看似真实却隐藏着各种各样不完全符合原本事实的失真成分的“新闻”在受众当中产生的恶劣影响非常大。完全编造的假新闻容易被看穿,而且一旦被揭露就无人相信。而“类虚假新闻”却如同附在新闻机体上最隐蔽的病毒,人们对其不易察觉,但它却时时刻刻在不知不觉中危害着我们的新闻事业。“类虚假新闻”的表现有“非有效信息型”、“弱新闻源型”、“数字来源可疑型”、“高强原则下的‘硬伤’型”、“刻板套路型”等五花八门的类型,而其产生的根源则更是极其深远和复杂。有必要对“类虚假新闻”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批判,并在实践上加以更大规模和更彻底的围剿。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里耶秦简丛考

里耶秦简是21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其学术价值,足以与敦煌文献、甲骨卜辞媲美。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关注这批简牍的整理工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里耶秦简选释》对已经公开发表的30余枚简牍,进行了文字隶定、标点注释。本文正其误、补其阙,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秦代曾颁发“以吏为师”的政令,施行的情况却于史无征。里耶秦简编号为J1⑨1~J1⑨12的12支简,简背面都抄有一条相同的公文,此种现象既非正式公文的形式,也不会是留存档案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学习抄写公文的练习简,故而是目前仅见的“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趋向,并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明代学术思想的这个嬗变历程当中,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唐顺之"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实学思想阐述,在赋予形下意义的"技艺"之形上理论说明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在儒家意识中处于紧张的"德"与"技艺"得到了缓解,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在思想史中的特有意义.然而此后唐顺之的思想又发 生了转向,转向于专注于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探求,从而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走向近代之途中的困境和局限,而这也是唐顺之学术的另一层的思想史意义.     

里耶秦简研究述评

学界对里耶秦简职官、行政、法律、户籍、历史地理、祭祀、邮驿等文书进行了多视角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的里耶秦简牍释文来看,它还广泛涉及秦代经济的诸多方面,但目前学界对里耶秦简经济简的关注不够,研究很薄弱,里耶秦简经济文书有待深入系统研究。     

论人际沟通的乘法效应

所谓沟通是指人与人之间传达思想或交换情报的过程。人际沟通是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能,也是人们在交往中时刻关注的大问题。提出了人际沟通的最佳效应是乘法效应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人际沟通乘法效应的深刻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人际沟通的乘法效应,在阐述沟通必须学会学习、用心灵沟通、用爱沟通的基础上,提出取得沟通的双赢,取得沟通乘法效应的六个秘诀。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