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传奇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接受与新变——从《金鳌新话》说起

朝鲜具有悠久的汉文创作传统并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中朝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朝鲜汉文学创作往往与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时习传奇集《金鳌新话》便是其中之一。当前学界大都关注瞿佑《剪灯新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及金时习对《剪灯新话》的模仿,却忽略了《金鳌新话》独具的民族性特征和独立的文学价值。《金鳌新话》反映了朝鲜传奇文学接受中国影响的自觉性及朝鲜传奇文学的自主性。     

《全唐诗·李益集》诗歌来源考

《全唐诗·李益集》是迄今收诗最为完备的李益诗集,收罗了编者所能看到的不同版本李益别集和不同时代的唐诗总集、选本,甚至方志中收录的署名李益的诗歌。其诗歌主体来自明铜活字本《李益集》,体例和排列顺序亦沿用此集。诗人小传则综合《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两《唐书》之《李益传》等多种资料,择善而从。     

《绿窗新话》平质

《绿窗新话》一般被认为是宋代说话人必备的参考书,甚至被认为就是一部话本集。窃以为,此类看法尚待商榷。《绿窗新话》的性质可能是类书,殆与《侍儿小名录》、《姬侍类偶》诸书性质差近,本来未必是为说话而设,作为话本集,未必是《绿窗新话》编者的本意。其对说话界之影响乃在客观上,而不是编者本意即欲使之成为小说用书。《绿窗新话》中的各篇标题及篇目分合,疑皆非宋本原貌。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

上个世纪 2 0年代 ,台静农以他特有的乡土小说蜚声文坛。他是在鲁迅的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台静农描写故乡大别山山麓叶家集镇上的“生与死”的短篇集《地之子》 ,以及讴歌“时代先驱们”的短篇集《建塔者》 ,均受到鲁迅的赞美 ,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论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

上个世纪20年代，台静农以他特有的乡土小说蜚声文坛。他是在鲁迅的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以小说参与时代的批评和变革。台静农描写故乡大别山山麓叶家集镇上的“生与死”的短篇集《地之子》，以及讴歌“时代先驱位”的短篇集《建塔者》，均受到鲁迅的赞美，顺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祖堂集》新词研究与辞书编纂(二)——《汉语大词典》未收之新词

通过对《祖堂集》中出现的唐代新复音词汇单位与《汉语大词典》作比对分析,从词目收录的角度来探讨《祖堂集》词汇研究对辞书编纂的意义和作用,以期能对唐代文献的阅读和词典的编纂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长恨歌》与《长生殿》的体裁比较

从体裁角度看 ,文学创作就是不同文学体裁的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文学是以体裁的形式存在着 ,体裁应当是我们思考文学创作的第一因素。在制约文学创作的诸种要素中 ,体裁思维是制约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中国古典诗作《长恨歌》和中国古典剧作《长生殿》的体裁比较是这一立论的最好例证     

《醒世姻缘传》回目中"葡萄架"典故解说

《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九回回目与《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回目中的"葡萄架"一词,含义并不相同,《金瓶梅》为实景描写,而《醒世姻缘传》一书则是用典,典故出处为明代笑话集《解愠编》,其含义为"惧内"与"面有伤痕",这样《醒世姻缘传》的回目才与正文相应.     

《傅子》与《三国演义》

《傅子》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三国纷争及人事沈浮的故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将其中的大量篇幅首尾完具地引入，所引达五十三条约六千三百余字，为罗贯中的创作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傅子》     

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

契嵩曾自编《嘉祐集》《治平集》,然二集编纂时间不详,其内容在陈舜俞、释怀悟描述中则相反.契嵩曾寄王存《答王正仲秘书书》,中涉《嘉祐集》.考王存当时官职、任所,可知《嘉祐集》编成在治平三年以前.又,综合契嵩、惠洪、怀悟关于《嘉祐集》内容之描述,可知陈舜俞之说为误.《论原》为契嵩作品中重要系列,然其名不见于契嵩文章中,而其编纂时间亦不详.今考怀悟相关论说,结合契嵩与韩琦书信,并分析《论原》内容,可知《论原》为契嵩自编、自名,而编成时间在嘉祐七年以后.《论原》为《嘉祐集》之部分,故知二者成集当在嘉祐七年至治平三年之间.     

袁凯《海叟集》漏收、误收考

袁凯曾自编其诗为《海叟集》四卷,明清两朝有多种选集与全集传世。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明诗》,亦收录了《海叟集》与其集外诗。出于各种原因,袁凯诗集存在漏收与误收情况。其集外诗所收录的一首诗歌,亦可从图画文献中得到印证。借助目前较为丰富的明清各类相关文献,可以对袁凯诗歌进行辑佚、考正与考误,此项工作对于袁凯基础文献整理,大为有益。     

对历史涂抹的还原——以沈从文的演讲稿《短篇小说》为例

在历史的某种机缘下诞生的文学作品,往往承载着作家在既定文化立场上的主体意识表达,也折射着时代的风风雨雨。然而历史总是出于某种需要,对具有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涂抹,遮蔽了其本真的历史面貌。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再版的一批作家全集中,有些收录的作品与原始版本相去甚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某些误导,并可能导致错误的一再复制与蔓延。基于这种考量,现以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中的演讲稿《短篇小说》为例,通过校勘,爬梳出其历史流变的内在规律和脉络,以期洞见时代风雨是怎样地侵蚀与雕琢作家作品。这对我们走进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本真,立体化解读作家作品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论《广弘明集》对《魏书·老志》的转写

受到写本时代书写规则和宗教竞争的作用,《广弘明集》作为选集,收录《老志》却沒有保持《魏书·老志》的原貌.《广弘明集》对《老志》的改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再创作":一是从语法修辞层面简化文本,二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改造文本.道宣之所以大肆改动《老志》,以及改动之后不作任何说明,与当时的佛道冲突以及写本时代密切相关.道宣转写之后的《老志》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文本的客观性,但却保存了观察文本改造和探究佛道冲突的史料,探讨写本时代宗教竞争与书写规则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奇的视角.     

《第七天》: 真与幻的变奏曲简

在文学创作上，余华从来不安分，他的创作一直处于变动中，且常变常新。当代的很多作家在写作上都有或显或隐的自我重复，余华则很少自我重复，相反，他常常进行自我颠覆与自我反叛。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从《活着》到《兄弟》，从《兄弟》再到其新作《第七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余华的探索与突破。     

《京华烟云》对《红楼梦》的艺术借鉴与创新简

《京华烟云》作为我国20世纪初的一部优秀小说,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其成就虽不及《红楼梦》,但堪称是家族叙事小说中的杰作。《京华烟云》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叙事手法、语言表达及所传达出的悲剧意蕴等方面对《红楼梦》都有所借鉴并在主题上有所深化。因此,关于《京华烟云》对《红楼梦》借鉴与继承的研究,其意义不仅涉及小说影响史研究范畴,更对文学创作及艺术风格研究具有极大借鉴意义,其中蕴含很多值得挖掘的内涵。     

新旧《唐书》所见《杨烱集》、杨炯《盈川集》作者、书名考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杨烱集》、杨炯《盈川集》.按前后文,可确证二者同为一书.今考小学类书可知“烱”、“炯”字形相近,但实义不同,故指称人名时须加明辨.据传世典籍和碑铭资料的字形记载、年代关系,作者应为“杨炯”而非“杨烱”.再考本传、杨炯文集的传世刻本和其它典籍材料,则知杨炯晚年曾居官盈川,但书名应作《杨炯集》而非《盈川集》.杨炯《盈川集》疑是后人用“杨盈川集”代称《杨炯集》,在此基础上误增“炯”字而成歧名.     

唐廷“大手笔”张说咏岭南诗校释——以《唐诗品汇》为中心

唐贤张说因"守正"而"见逐"钦州。在滞留岭南的一年多里,于各地颇多吟咏。《唐诗品汇》只收录7首,但已能证明我国盛唐时代即领有南海主权,广州已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今以此7首诗与《万首唐人绝句》《唐诗别裁集》《全唐诗》等比勘,发现异文若干,并从史地沿革、名物更改、文字发展、音韵变化诸方面加以校释。     

《论语》和《圣经》中的仁德

对《论语》和《圣经》中的关于仁德的说教抽集并加以对比 ,从而看出仁德的强大生命力。它没有国界 ,不分宗教 ,从古到今。尤其江泽民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人文思想更显示出“仁德”在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