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后现代”思想阐释

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发达社会的知识状态的一种描述。后现代的全部知识都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不再需要“元叙事”的普遍哲学根据,只有约定的游戏规则;利奥塔从语言资质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手,论证了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原话语的衰败消蚀,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面。利奥塔主张社会生活多元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语言游戏与合法化误构——利奥塔的后现代概念谱系考辨

本文依凭《后现代状况》、《后现代性和公正游戏》等文本语境,重构出利奥塔后现代概念谱系的思想逻辑,以回应那种将“后现代”斥之为虚无主义的轻率结论和心理样态。利氏以语用分析为方法,指认出现代社会关系和科学叙事的语言游戏本性,披露出以标举人类解放和穷尽真理的“现代性”神话之恐怖主义及其非法性原貌,而追求误构与歧异,走向“后现代”,则是当今社会的最终选择。     

福柯与现代性

历史哲学中有这样一个命题：历史的意义是在后续历史进程中确定和显现的。“现代性”问题的产生正印证了这一点,它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反思中被凸显与界定的。福柯本人对后现代持某种保持距离的态度。但是,分析表明,无论是在本然意义还是自觉反思层面上,福氏思想与现代性思想话语间均存在内在的张力关系,批判和解构是这一关系的基本方面。何谓“现代性”？众所周知,１８世纪西欧“启蒙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事件。以当代话语理论为诠释工具,福柯同胞利奥塔将启蒙思想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十分精到地概括为“大叙事”（Ｇｒａｎｄ…     

科学知识的合法化危机及其消解——兼评利奥塔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利奥塔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成是“后现代”,考察了后现代状态下科学知识的合法化.他运用语用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后现代状态下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通过“性能标准”达到的合法化有可能带来新的“恐怖”.在具有“不确定性”特点的后现代背景下,通过“误构”科学知识才能达到合法化.     

哈贝马斯话语语境中的理想社会

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晚期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新自由主义以启蒙的继承者自居，对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表达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并从普遍主义出发主张西方社会的现在预示了所有非西方社会的未来。”而“后现代主义则以启蒙的批判者自居，现代化的社会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或者呈现出一片‘白色恐怖’（利奥塔），或者简直就像一座‘大监狱’（福柯）。”哈贝马斯的观点既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那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又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那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竞的事业”。或者说，他的思想始终是在对启蒙的热情赞美和严词谴责之间寻找一个稳固的平衡点。     

“现在”:论利奥塔对现代性线性时间观的解构

对现代性线性时间模式的批判和终结是利奥塔后现代式"重写"的目标。对于利奥塔,线性时间模式是元叙事自我结构的基础和工具,是现代主体总体化与同一化操控的同谋。而在线性时间形式中,"现在"概念又有着特殊地位,正是这种"现在"将时间结构为一种现在—时间的同质而均匀的顺序流。因此,对线性时间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现在"的瓦解是利奥塔重写策略的关键。利奥塔以一种属于事件或发生的绝对"现在"来置换或拆除同质的"现在",解构线性时间秩序,甚至于解构现代主体。这个绝对现在也是利奥塔后现代性的时间根基。     

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及其关系——利奥塔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分析及其启示

利奥塔否定了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唯一的知识 ,而把叙事知识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的倾向。他认为这两种知识是不同的 ,它们在功能、表达方式、合法化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两者之间的这些差别而否定了叙事知识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科学知识需要借助于叙事知识来使自己合法化 ,科学知识需要用叙事知识才能真正展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我们的素质教育 ,对于克服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道”字看金庸小说语言的非现代性

从“道”（说）字入手进行研究，发现金庸小说语言继承了宋代以来话本小说语言的一些特点和元素，具有非现代性的特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道”字，其用法则折射了叙事方式的特点，“曰”——“道”——“说”的演变，所传达的是古代小说叙事方式近代化演变的信息。而金庸的“道”字则体现了演变过程中一种非现代性的回归。     

小津安二郎庶民电影中的现代性叙事——以《我出生了，但……》为例

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我出生了,但……》是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社会现实主义作品,开启了日本电影中庶民电影这一重要类型,他聚焦日本家庭这一基本单位,将其内置于社会人伦的变迁中。影片代表性地展现了小津对现代性的凝视、再现、表意与反思。他以“社交中的权力法则”为故事核心,通过建构四层叙事空间,运用三幕剧叙事结构,完成了对现代性下日常生活世界的呈现。影片最后父子的和解,体现着其“泥中之莲”的创作哲学。这也正是小津为现代性开出的解药：“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阅读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构筑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到上世纪50-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不容忽视的路径。     

“左转”中的民俗叙事模式探讨——以丁玲文学作品的婚姻民俗叙事为例

现代文学"向左转"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民俗叙事始终主动参与并推动此进程。丁玲是其中转得顺利成功的典型作家。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丁玲始终以女性的视角,采撷婚姻民俗参与作品叙事,赋予作品以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为我们总结现代文学宏大叙事中的婚姻民俗参与范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个人叙事到民族叙事——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

地域色彩是沈从文小说的主要特征,他对湘西世界的创造,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增添了光辉的一章,而且使其成为湘西地方民族叙事的代言人。沈从文小说地域色彩的形成,经历了个人叙事和民族叙事两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认同了＂乡下人＂的身份,而且在摆脱早期个人叙事圈子的同时也把个体敏锐的感性认识与湘西地方特殊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湘西民族叙事。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异质性解读

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对理性矛盾反思的隐晦书写,是作家洞察人性深处、触探个体道德底线的手段。文中重复、反讽、文本循环等叙事特征表现出叙述者面临危机时存在理性与虚妄二重基调的不确定性,使作品呈现多元异质特征,这种异质性与麦克尤恩叙事意图的矛盾性不无关联：一方面,对宏大叙事所彰显的“科学知识”“理性思辨”饱含希望,并赋予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小叙事中自我的异质性书写却又不断解构宏大叙事的必然存在,如何走出个体心灵无力面对理性存在而陷入虚妄的窘境,重构自我与社会的对话与融合成为后现代人文关怀的难题。     

论当代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以同一美学为理论视域

文学的宏大叙事以反映宏大的社会主题和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一种服从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宏大叙事,但这种叙事无论在主题的选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的风格上都有一种洛特曼所谓的模式化、重复化、单一化的同一美学特征。新时期文学在坚持对宏大的社会和文化主题的关注以及对人性深度的剖析的同时,在小说中融入了一些更为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审美化的叙事元素,这使得其超越了以往的审美上的同一性缺陷,走向了一种后宏大叙事和后同一美学。无论是以前的宏大叙事,还是当下的后宏大叙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中蕴含有一种对同一化的社会本质以及普遍的精神主题的美学追求,尽管这种同一性在它们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要有对历史、人性、意义的追求,文学的宏大叙事及其所体现的同一性的文学美学特征就有它存在的审美和思想价值。     

关于文学宏大叙事的几点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宏大叙事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内在合法性遭到质疑、颠覆和解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对宏大叙事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从宏大叙事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对后现代理论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和个人化叙事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反思。认为重新审视和辩证理解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对当下文学放弃社会责任、价值关怀和精神担当等,具有建设性意义。     

论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批评实践中,体现了对福柯"权力关系"理论的运用,对阐释人类学"厚描"方法的借鉴,以及对"社会能量"流通方式的关注."社会能量"概念的提出,是力求避免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陷入"权力的宏大叙事".格林布拉特善于从各种非文学文本记录入手,寻找其与文学文本相互"厚描"的结合点,从而生发出关于剧本所处权力关系的独到见解.他依据福柯的理论提出的"即兴创造"概念,勾勒出权力关系从颠覆到巩固的过程.     

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评J.M.库切的《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是一部糅合了杂文与小说、议论与叙事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不同文体之间的数次互涉与交流,无形中消解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也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反话语姿态,其中还大量充斥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库切和“他的人”——C先生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审视和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性话语的鞭挞,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流露出他们意图颠覆单一历史叙事和重构多元化、异质化的历史叙述的决心。     

鲁迅后期创作的嬗变与租界文化

置身于繁华纷扰的十里洋场后,租界的精神气候逼迫鲁迅在创作上改弦易辙。租界文化环境给鲁迅的杂文带来了一些明显变化:一、创作内驱力由主动转为应对。二、杂文批判的视野越来越窄,思想境界不如前期广博大气。三、鲁迅前期杂文直面的是整个传统文化和制度,后期杂文指向十里洋场的恶习;前期是宏大叙事,后期是琐碎叙事;前期是反传统农业文化,后期是反现代商业文化。鲁迅《故事新编》前后期小说风格境界的差异,明显是租界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样是诙谐,前期三篇小说的诙谐出于至性深情,流露出浓厚的悲悯意识, 是悲剧的诙谐、认真的诙谐,后期五篇则有点滑稽玩世,透露出轻薄的精神优胜,是喜剧的诙谐、油滑的诙谐。《故事新编》前期三篇糅入了更多的主体性,后期五篇基本上属于“他者”故事的讲述,缺乏个体生命体验的热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