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精英群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是广泛而深远的,其中最为突出和严重者主要表现在: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个"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规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进及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三大精英群体实现了同步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政治精英群体一枝独秀的局面;精英群体的职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准越来越高;精英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越来越凸显。但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也使得精英群体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主轴的一面倒的片面行为和政策取向;政治精英群体呈现出强烈的公权扩张冲动;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现象日渐明显;精英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自我封闭化和壁垒化倾向。现阶段中国精英群体存在的问题,造成公共投入的巨大浪费,扭曲和损伤了正处在定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造成改革与发展两者之间的背离。促进中国精英群体健康而合理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社会公正的基本取向;建立起公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以中等收入者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使精英群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化。     

农村社区治理中底层群体的主体性——基于珠三角粤村的个案分析

珠三角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表明，三十多年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所催生的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经济精英和权力精英高度一体化，垄断了各种资源，普通人则沦为社会底层，丧失了话语权。政府以项目制方式介入农村社区治理，严重依赖地方精英的配合，而地方精英则借助国家权力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中的底层表现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沉默并不代表主体性的完全消逝，公开或隐秘的“日常抵抗”无所不在。要达成真正的善治，须重建社区的公共性和底层的主体性。     

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

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个人努力与代际传递——社会主义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理论争辩综述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精英地位获得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教育文凭和党员身份等自致因素展开。其背后的逻辑是精英选拔的趋同论和特殊论的争论。后来的学者又将家庭背景因素引入精英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精英地位获得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文章认为,在分析精英地位获得时,应该采取综合的观点,将以上研究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并采用较新的数据对现状进行把握。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

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乡村精英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     

试析中国精英丧失社会责任感的原因

当前中国精英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导致精英与平民的矛盾日益凸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弄清楚中国精英丧失社会责任感的原因,笔者认为中国精英的形成机制是导致其丧失社会责任感的根本原因.其次,中国高校的培养模式、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以及转型时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信仰的缺失也导致了精英社会责任感丧失.     

试析中国精英丧失社会责任感的原因

当前中国精英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导致精英与平民的矛盾日益凸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弄清楚中国精英丧失社会责任感的原因,笔者认为中国精英的形成机制是导致其丧失社会责任感的根本原因。其次,中国高校的培养模式、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以及转型时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信仰的缺失也导致了精英社会责任感丧失。     

排斥与团结：社会分层机制下的教育选择

文章提出在团结与排斥的分配机制中,教育选择成为既可以化解精英冲突,又能有效维持地位再生产的重要的社会维护手段,并对教育分流、考试制度和阶层传递这三种教育选择方式进行了分析,得出教育选择的后果是非整体性在生产和下层精英地位的崛起。     

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演化博弈分析

返乡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是复杂的博弈竞争过程,受农民工初始财富、经济投资规模、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政府政策和在乡农民竞争等因素的非对称影响制约。众多因素不仅影响两者创业投资均衡策略、均衡水平、均衡变化方向与速度,而且影响其创业投资路径选择,导致两者投资具有多均衡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创业投资将呈现出结构失衡状况。政府应该采取多样化政策措施,统筹平衡推进返乡精英农民工、普通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正问题

社会公正有着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取向,一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二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社会公正的基本立足点应当是客观和中立。在中国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状况的主要指标呈现出一种恶化的态势,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层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在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二是在基础阶层或是民众层面上,社会主要群体呈弱势化趋向;三是在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上,精英群体之间出现了利益结盟的苗头;四是在国家层面上,颠倒了公共投入优先的顺序。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建立起初级的社会公正保障体系,进而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     

Homophily in the career mobility of China’s political elite

We argue that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s political elite relies on homophily for signals of trustworthiness and future cooperative behavior more than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first point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rgument fro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specific M-form state structure, and then we proffer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for why higher-level elites in China rely on homophilous associations in recruiting middle-level elites to the top positions of state. Using a unique dataset covering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from 1979 to 2011, we develop a homophily index focusing on joint origin, joint education and joint work experience. We trace personal similarities in these respects between provincial leaders and members of China’s supreme decision-making body, the Politbureau’s Standing Committee. We then provide robust evidence confirming the persisting impact of homophilous associations on promotion patterns in post-reform China.     

资源动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获得机制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研究应该在源供给主体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中展开。在政府职能缺位和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以社区精英为主的社区民间组织通过策略性实践,成功从政府、社区物业和医疗部门获得社区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资源,这是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其中蕴含着日常实践的框架化、象征性话语和符号实践以及互惠性交换的资源动员技术,并依循了特定的资源动员知识、资源动员技术和动员知识的选择性运用,高度依赖于动员者的特定身份和人生经历,三者共同决定了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反思。     

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保定市失业者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调查

根据韦伯职业分层的三个标准,认为再就业经济地位（收入）是衡量失业者再就业职业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通过对保定市300名失业者的实证研究,着重考察了失业者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经济地位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集中在嵌入的网络资源）对失业者再就业经济地位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却出现“失灵”现象。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保定市在正式制度“缺位”的社会结构转型期须重视社会资本对再就业经济地位的效用与局限性、应进行正式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加强再就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更新。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概括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思想。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划分了社会资源构成及其配置、社会分层结构、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的文化观念结构四个方面,也区分了社会存在的基础性领域、主导性领域和附属性领域。马克思正是抓住了社会存在的主导性领域而揭示了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沈从文与熊希龄及近代湘西边地士绅文化传统

作为湘西边地的近代文化精英,熊希龄和沈从文都是务实求真、勇于探索的湖湘文化朴素精神之代表。这两个湘西凤凰人有着颇有意味的历史交集,一方面熊希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和影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和文学道路,另一方面沈从文对于熊希龄所代表的士绅文化传统有一个认知的嬗变过程,从湘西时期的逃离到北漂时期的排斥,再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重新审视。沈从文与熊希龄的历史交集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湘西边地文化精英们向外探求和突围的艰辛历史轨迹。     

流浪儿童福利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动力因素

流浪儿童福利发展水平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受到执政理念、国家政策、公共舆论、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影响。我国流浪儿童福利发展已进入关键机遇期,需要动员各方资源,提升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论中国的可持续社会现代化

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金融危机",即以"资本"为灵魂、为世界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无法跨过"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社会"问题之"坎"而显现的危机.21世纪中国可持续社会现代化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发展规划缺失、社会"公共空间"缺失、城乡二元结构四大挑战.中国必须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在推进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回应"四大挑战",扬弃经济增长的逻辑矛盾,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走出发展方式中的"误区",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重大项目建设评价必须引入“社会风险”维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技术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还要考虑到社会风险。项目所涉风险边界沿着“技术风险一经济风险一环境风险一社会风险”的路径扩展。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相关,管理中需要对公众的非正常资源动员行为模式予以调适和纠偏,以降低集群行为的发生概率。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包括利益相关者、受评项目和政府风险管控三个子系统,风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应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应对挑战,我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努力,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