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探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体制变迁过程是在市场机制缺损的条件下由政府部门来推动的，由此便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体制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而非诱致性制度变迁。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紧迫任务，其中建立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应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     

出版企业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出版单位的制度变迁方向是企业化。出版企业有特殊的社会责任,其制度变迁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该模式适合我国当前的改革背景,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在宏观制度变迁保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应该允许出版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挥主导作用,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制度变迁的积极性。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粤港区域合作演进分析

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容,两地相互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两地区域合作成效显著。文章认为,区域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粤港两地区域合作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由企业主导的"前店后厂"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促成了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广东经济的崛起;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域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粤港区域合作不同阶段也面临着不少掣肘,因此,笔者提出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完善配套制度和加强制度认同等策略。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式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式,是对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的高度理论概括,具有抽象性、宏观性和凝练性的特点。其基本要点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制度变迁的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制度变迁的动因(主体追求制度的高效率);制度变迁的方式(转轨的基本战略关系)。     

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初探

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应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企业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在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上 ,既要承认路径依赖不可避免的影响 ,因而采取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变迁方式 ;又要充分注意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消极影响 ,确立更新性制度变迁方式的主导地位 ,以最终克服路径依赖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结构与演进--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了我国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历史 ,指出了前改革时期土地制度变迁的实质和改革时期土地制度变迁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 ,剖析了当前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新的变迁趋势 ,并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以及变革动力的角度分析了新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变革环境。本文揭示 ,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和新的农地制度变革的“非帕累托”性质 ,必须以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

文章意在对企业制度变迁与政府制度供给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文中首先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的诱因以及不同制度变迁方式下的政府制度供给问题 ;其次结合实际分析了目前我国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之间的非均衡 ,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提出了建议。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论纲

文化在制度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归根结底而言,文化的形成和积淀、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皆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而言,文化是制度产生的直接来源。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是文化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文化在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和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构建现代制度的过程中遭遇了文化与制度的矛盾问题。秉承综合创新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其对中国未来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思想导引、文化认同和制度评价功能,促进中国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发展,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中俄转型进程中制度变迁方式演进与分化比较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启动了一场多层次、多领域、系统性的激进转型,由此改变了俄罗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俄罗斯转型道路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转型模式,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在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模式逐渐走向分化。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式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中间扩散型"最终达到"需求诱致型"的发展过程,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模式则经历了从"制度供给主导型"到"需求诱致型"又重新回到"制度供给主导型"。     

论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

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一个企业并存这两种制度,能否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的普遍性问题。从构建和谐企业的高度,运用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和谐发展不仅必要的,而且可行的,关键是党政领导都要树立"领导即服务"的新观念,创新党组织的领导模式,完善公司治理的运行机制,对企业各种资源的配置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     

国际制度"谐振":"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研究

运用包含制度资本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制度资本的转化系数对本国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从而证明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即当制度资本为正且两国“实力”相当或结构对称时,国际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达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选择的一致。由此,认为要积极主动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制度的“谐振”,以有效地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     

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CEPA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如果说“一国两制”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那么CEPA则是试图解决“两制”情况下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如何进行市场经济的问题。CEPA作为一种获得潜在利益的制度安排,无论对港澳还是内地,都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它表现出社会总福利增加的制度效应。同时,CEPA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实施的主体是政府,但不确定性和政府及其官员在认知上的缺欠,也会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

随着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历程的完成,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行业组织从行会制度下按习惯与习俗运行为主转向同业公会制度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运行,社会功能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向资本主义理性功利取向的转变,经济上则完成了由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功能的转化,政治上从传统社会中的“在商言商”向工商社会里的“在商亦言政”过渡。尽管还带有某些传统痕迹,但制度功能的转化,总体上有利于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如何理解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对相关研究的一个总体评价

本文系统梳理了有关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代表性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提出一个对相关研究的批判,指出已有研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经济转型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兴衰之间内在关联性的忽视.而重新思考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和衰落,并将其与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加以整合,从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才能够将对经济转型的动因、绩效和走向的分析引向深入.     

论依法行政的制度基础

作为依法治国的核心——制度安排,依法行政同样需要其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依法行政的制度基础应包括三个维度,即宪政基础、市场经济制度基础和社会领域的制度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行政的发展、完善及有效程度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其制度基础的发展和完善。     

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

制度效率就是实施制度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和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质。制度结构的效率则主要取决于制度配置状况。制度配置存在制度耦合、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三种状况。当存在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时,制度结构的效率会受到影响。要提高制度结构的效率,关键是要克服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实现制度耦合。     

产权的新经济史观分析

从新经济史的角度观察产权的形成因素 ,可以发现技术、人口、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占有重要位置。产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公有产权———排他性公有产权———排他性私有产权。从公有产权到排他性公有产权的转变主要受人口因素的影响 ,而从排他性公有产权到排他性私有产权的转变主要受技术因素的影响。企业产权制度的变迁则是按个人业主制———合伙制———股份公司进行的     

大学教师“科研至上”行为的制度逻辑

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在高等教育改革、新管理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大学教师"科研至上"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景观。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目前中国大学教师所表现出的"科研至上"行为并不能单纯地被解释为教师个体行为,而是具有制度化和结构性的特点,有着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和特定的制度逻辑。其中大学教师的聘任、晋升、激励、评估及声誉制度等影响并决定着教师的行为选择与发展策略。在大学教育范式变革的时代,关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范式转型,需要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重构大学教师发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