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机”何以窥破——作家王蒙访谈录

2012年6月王蒙的新书《中国天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在银川书博会上举行了首发。该书共分五辑二十八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作者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历了很多共和国大事,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在书中,作者以史带论,夹述夹议,有理有据,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机锋处处,具"非常政治性"和"非常文学性",对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追求者、参与者与书写者"。"中国天机"到底是什么?王蒙说,这本书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人性和生活,从世界大势发展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天机"。前不久,《新京报》记者兼本刊特约记者张弘与作家王蒙就此展开对话。     

王蒙“季节”小说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王蒙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小说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共和国的历史。这个系列作品虽然有意识地回避对诸如新中国的成立、镇反、反右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将叙事焦点集中在一些个人生活中的爱情经历和喜怒哀乐上面,但这些小说依然无法摆脱王蒙小说惯常的政治化倾向。因此,这些小说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强制性权力支配下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革命亲历者的历史体验与反思——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

"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对建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生命历程、历史意义的一次总结。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经过多年的思索、沉淀,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自我反思。"季节系列"小说对于历史的认知与体认不同于"伤痕"、"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王蒙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历史现象的描摹与再现上,而是力求透过现象追问其背后的内在因缘,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因弥合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而成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历史的超越。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王蒙以他的反思性、以他的语言修辞策略、以他对历史的执著记忆,始终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性所在.这使人们在把王蒙理解为一个主流作家时,有必要保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阵痛之后是新生?——一种关于改革与革命的隐喻分析

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改革与农民起义,特别是近现代的革命与"第二次革命",在给人以震荡痛楚的同时,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本文通过对传统与理性的重新认识,进一步分析改革与革命的功能和界限,以期对国家以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摭论

《闷与狂》有着跨文体创作的意图,延续着王蒙一惯的超越创新的勇气,比较集中地体现出王蒙60年写作的精神特质,因而是分析其小说艺术的一个典型样本。《闷与狂》是一部务虚式的爱情自传,以中式意识流手法展开生命回忆,却又有着政治抒情痕迹;它是作者"为己的写作",充满密实堆积的典故,且有着中产阶级的立场,但它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一种政治知识分子写作;作者以"少布"情怀高唱"青春万岁",以"闷与狂"证明着"不老的心态",展现出一种革命青春型人格,却也存在着语言概念化自动化、叙事无故事少细节、抒情狂飙化高蹈化等缺陷。     

列宁与俄国革命的文化制约问题

俄国革命存在着文化的阙如,形成文化制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进行了"文化革命",提出"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这使得"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文化革命思想有两个层次:文化知识浅层次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次.在前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用那些浸透资产阶级观点的专家来建设共产主义;在后一个层次上,列宁提出要针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从生活、习惯、偏见、守旧习气方面改造人,全面提升人的素质.     

历史反思中的一大误区--关于"政治屠杀"的神话及"忏悔"透析

近年来我国在历史反思、尤其是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中出现了一股"忏悔热",其中隐含着以抽象人性尺度否定和抹煞历史尺度及政治界限的倾向.本文通过对哈耶克关于"社会主义就是奴役"、布热津斯基所谓"四大政治屠杀"等论调的分析考察,不仅论证了利用抽象人性制造政治混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颠覆手段,而且阐明了专注于"人性忏悔"并非深刻反思历史的科学态度.     

实践·生命·审美智能——中国当代美学建构中的审美历史发生理论反思

"旧实践美学"以笼统的"实践"作为审美历史发生的起点,"新实践美学"在实践与审美发生之间加入了具体环节,"后实践美学"把审美发生的起点转向了动物与人共有的"生命".以实践和生命为起点的审美历史发生理论存在着对人类史实认证不完整、缺乏理论根据、研究不够具体细致等弱点.认知美学认为,在审美历史发生问题上,生命是前提,实践是基础,而真正的起点是人的"审美智能".正是有生命的人在漫长的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知觉模式,并能够区分事物实用属性与独立形式,进而引起非实用功利情感而具有完全抽象能力,即获得"审美智能",审美活动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     

激情的张扬与沉潜——王蒙小说的“弥赛亚”情结

“弥赛亚”是王蒙在小说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独特意象,通过探讨“弥赛亚”所寄寓的复杂蕴含,可以梳理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王蒙作品所展现的对革命狂欢的赤诚赞颂到对知识分子“救世主”神话标榜的冷静反思,再到深刻质疑“弥赛亚主义”的一个精神历程.这既是王蒙作为知识分子自审和自救的心灵历程,也是王蒙文化心态发展和自身的历史定位调整的过程.     

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

跨出个人趣味,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思想的丰富场景中梳理文学现象的方法一般被称为"大文学视野"。"大文学视野"可以帮助我们在历史与思想的复杂场景中深入梳理郭沫若的思想转变。郭沫若的文学思想转折源于文学之外的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与信奉国家主义的孤军社同人有着相同的知识起点,但是后来的分歧却促使他们分道扬镳;然而,分歧同样不能掩饰郭沫若对于国家立场的新的重视,由此出发,他和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从"民国批判"走向了"共和国认同",这里显然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郭沫若与中国左翼文化的理解和反省都必须以此为基。     

当今人类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家庭?——对赖希的"性革命"思想之研究

赖希"消灭家庭"的本意是要用"自然的家庭"来取代"强制性的家庭",用"母权制家庭"来取代"父权制家庭".赖希"消灭家庭"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揭露目前流行的家长制家庭、"父权制家庭"的消极功能,并批评这种家庭模式压抑人的性需求.但赖希把从"母权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的转变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灾难,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没看到这一转变历史必然性.至于他对"自然的家庭"的描述,对人类恢复"母权制家庭"的呼吁,则带有强烈的乌托邦主义色彩.     

世界历史·亚细亚现象·中国道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被空间关系中介了的时间关系的历史展现。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实际地崛起,使历史逻辑的时间性展现获得了一种横向的空间性意义。人类通过普遍的交往,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再按照同一路径和模式走向最终的历史目标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亚细亚现象"。这种个案性使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既是能够的也是必要的。这就从学理层面上为东方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特质,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开辟了可能性,由此决定了"中国道路"的选择和方向。     

市政当局的“行动主义”与魏玛共和国对复兴的追求

魏玛共和国在德意志战败的残局中建立,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复兴德国.战后,德意志能否复兴的关键在于城市能否实现复兴,而民主化之后的市政当局大都奉行一种"行动主义",成了魏玛时代追求复兴的最主要的行动主体,它们把复兴运动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本身也是与市政的积极行动分不开的.     

对“以人为本”中的“人”的理解

作为科学发展观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人",首先是指"人民";但是,从根本上讲,"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每一个人",即"所有的个人","每一个人"是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主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历史主体上坚持"人民"和"每个人"的辩正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从“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人的重新理解

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结果使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实践,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最终找到了通向现实的人的道路。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对人的理解的革命性变革,即在理解人的逻辑前提上从"抽象的意识"转向"现实的个人"、在把握人的思维方式上从现成论转向生成论、在考察人的理论态度上从直观态度转向实践态度。     

历史地看待我党80年革命和建设历程

本文针对近年来否定党和人民革命、建设的错误论断作了三个方面的集中论述与纠正 :1.党和人民走革命道路是近代中国国情、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的必然选择 ,“告别革命论”是站不住脚的。 2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 ,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行不通。 3 .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的改造既未“搞早” ,也未搞糟 ,更不会向所谓“近代文明主流”回归     

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与革命观的变革

"革命"是认识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通常的理解是褊狭的,甚至导致误解."革命"概念的本义是指带有进步性的结构转换,最早源于科学认识中的思想领域.把"革命"看做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烈行动,这只是18世纪以后概念发生的转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教科书截然相反.仅仅把"革命"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理解成通过暴力改变政权形式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儒家传统革命观的现代诠释.深刻理解革命概念的丰富内容,树立一种现代的革命观,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人类的文明与对动物的保护--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

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负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中国文化倡导"仁民爱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了人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