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俞樾的校勘学成就

俞樾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家、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与瑞安孙诒让、定海黄以用并称为清末浙江三先生.他将丰厚扎实的小学知识运用于校勘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以及<古书疑义举例>三部著作,都以校勘取胜.他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学思想:说明校勘的起源与必要性;归纳校勘条例;指出校勘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为后人校勘古籍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浅谈宋代的图书校勘

宋代的图书校勘活动,不仅在规模上大大超过前代,而且形成了适应出版发展需要的新特点。馆阁招选校勘官有严格的标准、明晰的流程。校勘人员既有明确的工作量,又须遵守校勘规则。校勘工作责任到人,奖罚分明。先校后刻,校勘在宋代真正成为出版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宋本书上频频出现的句读,正是校勘推动图书在传播中走向通俗化的历史性贡献。     

浅谈音韵学在校勘中的应用

古籍的校勘需要运用多方面的知识，根据校勘对象的不同，校勘方法也各异。在校勘韵文时，如果能够适当地运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知识，往往会取得其他方法达不到的效果。笔者择取前贤时俊校勘之例，试从“正标点、订讹误、明通假、纠错简、补阙脱、删衍文”六方面说明音韵学在校勘中的运用。     

鲁迅原典文献校勘类型述略

本文第一部分在考察古代文学校勘与校雠词义演变的基础上,界定鲁迅原典文献校勘的含义,并总结其特点.第二部分结合历代古籍讹误的情况,明确鲁迅原典文献及现代文学校勘的内容与对象.第三部分通过分析古代校勘名家的校勘理论,探讨鲁迅原典文献的校勘方法.第四部分按照不同的标准将鲁迅原典校勘文献的成果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类型的代表之作予以深入细致的研究.     

南宋官府校勘述论

对于南宋官府校勘,迄今尚少有人论及。作者首次勾勒出南宋朝廷对经史子集四部书进行的12次校勘之概况。南宋在校勘总次数、规模、所校书籍之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都与北宋相差甚远、作者探讨了这种差距的成因,并对官方校勘与私家校雠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研。     

浅探典籍校勘理论在学报编校中的运用

初步分析了中国古典文献校勘理论及校勘的基本方法,结合高校学报编校中经常出现的与之相关的错误,提出古典文献校勘理论及校勘的基本方法可以在学报编校中加以借鉴和运用。     

无字文物亦有助校勘

甲金文、碑刻对古籍校勘有重要价值,早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以秦兵马俑和周代云纹铜车毂在校勘中的实证作用为例,指出即使是无文字文物,也可作为校勘古籍的有力证据,不可忽视。     

郑文焯词籍校勘论略

晚清之时词籍校勘开始兴盛,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认识到校词与校经史的差异,反对妄校与昧于裁决.在校勘过程中不仅关注字、词讹误,还着重考察词集名称与版本流传.他在校勘实践中又有诸多异于他人之处,如把校勘与评论结合,详细考证本事,依律校词,阐扬入声字,这也成为其词籍校勘的特色.郑文焯的词籍校勘实可为清季民初词籍校勘学的股肱.     

郑文焯批校《梦窗词》研究

1899至1911年间,郑文焯数次批校《梦窗词》,以词话的形式评鉴艺术风格、审定声律、疏证典故与词意、校勘词作异文,显示出他重声律、以宋校宋、把批评的艺术灵感和校勘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校勘特色。他注重总结词籍校勘理论,其校勘成果和方法得到朱祖谋的借鉴,促进了《梦窗词》定本的形成和清末词籍校勘学的兴盛。他对梦窗词深于寄托、严于声律、空灵在骨的重新评价,也推动了清未词坛的学吴风气。     

规范与实践:文学古籍校勘漫议

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密不可分。研究指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校勘学原则与规范应当继承发扬,认为对不同的古籍与不同的需要,校勘方法应有所变通,校勘记的表现方式也要随之有所不同,同时要杜绝文学古籍校勘工作中的一切随意性。     

王鸣盛在史籍校勘上的贡献

清代考据名家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 ,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 ;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 ;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 ,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 ,校勘方法全面 ,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晋书斠注》校勘管窥

《晋书斠注》是吴士鉴为唐修《晋书》所做的一部集注体校注，是目前《晋书》注本中最为完备者。其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吸收诸家晋史及历代载籍，兼取清代以来学者校勘考订成果，形成自己的校勘特点。其校勘成绩突出，涉及唐修《晋书》之脱讹衍倒之校订，不少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所吸收。但其校勘亦有自身局限性，存在当校未校、校勘不精、据讹校讹等现象。     

词集校勘研究的创获与词学价值——以《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为中心

清季民国词集校勘成果丰硕,《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以具体文献文本为依据,细读详剖,对词集校勘做整体研究并做理论提升,同时对词集校勘值得商榷之处提出见解,这无疑对建构完整的词学体系富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人对图书校勘的理论认识

为了总结前人图书校勘理论,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分析,将古人的校书理论总结为六个方面:一、充分认识到图书校勘的重要性;二、认为图书校勘的前提之一是校勘者具专门之学;三、指出校勘的原则是不可以对原书妄加修改;四、总结出校对有死校和活校两种方法,认为活校是校对的最后目的;五、主张校书时要总结、分析书籍出错原因,并建议校书者应该久任;六、认识到校书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了解这些理论认识对今天的图书校对工作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论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为段、顾之争进一解

校勘学史上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段玉裁与顾千里的矛盾,绝非感情用事,它实际意味着二人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对立.段玉裁舍弃文本的依据,以义理作为断定古籍底本及其"是非"的根据,犯了主观武断的错误;段玉裁的"义理校勘"不被顾千里认同,也不被当时学界认同.段式"义理校勘"不仅存在于<礼记>的校勘中,同样存在于<左传>校勘中.     

类书在辑佚校勘中的凭证作用

类书因其独特的编纂方式 ,在辑佚、校勘古籍方面发挥着难能可贵的凭证作用 ,这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服务传统文化研究 ,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由于类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在利用类书进行辑佚校勘工作时 ,应对其凭证作用持严谨的科学态度 ,以确保辑佚校勘的质量。     

林大椿校勘明代吴讷《百家词》得失平议

林大椿《百家词》校勘本为当今吴讷《百家词》之通行排印本。林氏对《百家词》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百家词》的编者、编辑及抄录时代、体例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校勘本身也使错漏百出的原抄本变成一个可以"披卷诵读"的版本。其缺失在于林本并未遵偱传统的词籍校勘法附列校记,在《百家词》校勘中,面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定,并且存在大量的随意变改完全没有其他版本依据的文字,这既违背林氏自己初定的《校勘标准七例》,更大大失却吴讷《百家词》原貌,如用之校勘他本词集,则"殊不足据"。     

校勘方法的新认识

陈垣校勘四法是学术界公认的古籍校勘的基本法则和学术规范.但陈垣并未对四法作出具体、精确的定义,后世学者的具体阐释则各执一词,不无扦格之处.分析指出,四法界限不清,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叠,因而是不够严谨的分类.进而提出了校勘方法的新认识:主张校勘实际只有两法,一是据本校正,一是据理校正.     

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续补

向达等六位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下简称《变文集》),先后经徐震堮、蒋礼鸿、刘坚、陈治文、项楚等先生的校勘,发疑正讹、祛惑释滞,解决了该书在校勘上的不少问题。不过,校书如扫落叶,问题很难扫清,笔者细读此书,发现可商订之处仍复不少,因撰《敦煌变文校勘拾遗》一文,揭橥《变文集》在校勘以及标点上的失误凡二十二条,已刊于《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