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城市：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

看得见的城市和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看不见的城市还有待挖掘。城市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可以成为研究看不见的城市的三个维度。作为战时国都，重庆不仅应该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更应该生成完整的都城文化。但由于都城文化认同感的匮乏，以及社会秩序尚不稳固，重庆的都城文化始终处于未发育成熟的状态。因此，战时重庆是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其中充满了中间性。通过挖掘文学想象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维度，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将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阶层易位、身价涨跌故事中的战时国都

1937年11月国府迁渝后，重庆出现的阶层易位、身价涨跌现象，可谓史无前例，其生成语境与书写意图皆有其特殊性。在战时国都，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被逆转，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相对态势。大后方作家对阶层易位现象的书写，重点关注的是身份地位建构中的经济因素，身份地位与知识、权力、道德脱钩后，异化为以金钱来计算和量化的一种符号，公务员与知识分子的身价迅速跌落。身价的变迁不仅涉及生存资源和社会声望的分配，也重构了家庭内部的秩序。在战时国都的文学想象中，商人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话语装置，是作为想象重庆和国家的一条路径。身份地位的涨跌故事包含了对战时生存、阶层异动、抗战观念和国家政治的多维审视，并表达了建构无差别的抗战身份的意愿。     

试论陪都重庆的文化建构两维度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文化建构,高度体现出中国区域文化发展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双重维度,因而陪都重庆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发展的战时典范,拥有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全国性中心地位,并显现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向。     

陪都文学与"重庆形象"变迁

陪都文学作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通过对陪都文化的现实表达,在地方文学的基础上生成为区域文学,直接推进了"重庆形象"的战时变迁,促使重庆形象具有了陪都文化的双重内涵与陪都文学的整体构成,重庆形象由此成为陪都文学的区域性标识。     

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从“我城”到“他城”

1937年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想象进入国家象征符号的表意系统。战时重庆形象的变迁，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全面抗战初期的重庆是众多青年争相奔赴的城市，神圣国都形象投射着民族国家抗战的激情。抗战后期，人与城的矛盾激化，重庆不再是“我们的城”，而是变成了“愁城”“恶城”。抗战结束之后，回望中所形成的重庆印象走向分化，城市的主体性质在革命话语中悄然转换。重庆形象从“我城”到“他城”再到“我城”或“他城”，不仅涉及城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更新问题。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活动述论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重庆开展的抗战文化运动凝聚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和爱国热情,铸就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堡垒".重庆抗战音乐活动作为抗战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斗志、抚慰了人们的心灵,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抗战音乐活动的梳理,涉及当时重庆的音乐机构及组织、群众歌咏活动、音乐会形式的演出、歌剧形式的演出、创作及评论等五个方面.     

对农民文学缺失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农民来说，主要还是“雪中送炭”问题，而不是“锦上添花”问题。现时的中国仍需要赵树理精神，应该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为九亿农民服务，掌握着中国当代文学主流话语权的人士应该为改善农民的精神文化有作为。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城市人文精神与城市文化建设

现代城市人所应有的城市人文精神，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城市的活力、生命力和凝聚力之所在，而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灵魂、品格和风气的综合体现。城市人文精神是城市人的精神和“灵魂”，而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挖掘历史、打造文化、提升内涵、培养精神是各个城市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

我们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政治前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现实要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道德基础。根据校园文化的结构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应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维度。     

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乡”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重庆完全可以跟北京、上海并称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大中心城市,但由于重庆的中心地位来自于政治的机缘,不是自身文化、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作为中心城市,有着与京沪截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如果说京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那么重庆就只能算是"异乡"了。它的这一"异乡"身份赋予了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从而与京沪形成互补关系。     

抗战时期重庆禁奢述论（1937—1945）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在这抗战艰苦卓绝的阶段,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却普遍存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情形。此时的重庆是反侵略的东方司令部,国民政府为了改造社会风气,支援抗战,决定取缔奢侈行为,推行战时禁奢政策,具体从衣、食、住、行仪节酬酢及娱乐等方面进行了限制。禁奢政策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要求与执行,对于人民大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他们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起到了支援抗战的作用。但是,对于资本雄厚的上层统治阶级,禁奢各项规定形同虚设,效果并不理想。     

重庆开埠与城市近代化

开埠是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加给重庆的病态的开放,是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化城市的开始,却在客观上成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契机。开埠促进了重庆城市功能的转变、城市地域的拓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促使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环境和城市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变化。     

重庆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探究

地名是文化的镜像,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活化石。重庆地名不仅反映了重庆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也记载了这个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重庆地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凸显了重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重庆地名文化与这个城市其他的无形文化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     

重庆市渝中区都市文化中心的定位及其建设

文化建设是都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渝中区是重庆的都市中心 ,在重庆市和渝中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 ,应当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重点讨论文化建设在都市建设中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并提出一些发展都市文化的建议     

15、16世纪之交市民文学新的萌动和明代社会的初始变化

明初,政府出于自然经济重建的考虑,极力抑制带有异质性的市民文化的成长,将市民的精神需求降低到了最低水平。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进步,及至 15、16世纪之交,南北地区的传统消费性城市得到发展,具有生产性的新类型市镇在太湖平原相继涌现,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同时提出了精神生活的要求,这样以市民嗜好为轴心的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不断推出,从而实现了对明初限制的突破。因其所处的由明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的制约,更多地表现出了曾在唐、宋市民文学兴起时期出现过的“夹生”特点,从侧面映衬出该期明代社会变化的初始层面的事实。     

论重庆都市地名的文化特色与城市形象

由于聚落文化的典型差异 ,都市地名和乡村地名带有明显不同的文化色彩。在大多数城市 ,尤其是平原城市 ,由于自然地貌、街区布局有很强的同一性 ,街道与居民区的命名规则呈现高度类似的特征 ;然而 ,作为都市少数派的山地城市 ,聚落地名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而这种地名的文化色彩又强烈地塑造了该城市的国内国际形象。对成都—重庆都市地名进行比较研究表明 ,重庆都市地名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色彩 ,具有典型的自然特性 ,具有较强烈的乡村气息。这些地名特征已经塑造了重庆的地名文化、重庆的对外形象 ,并正在影响和继续影响着重庆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都市意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市将成为人们生活的本体.然而,如何在物质化的都市文明中寻找人们生活的意义,阻止商业化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放逐,这无疑是现代都市文学要关注的焦点.但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必须根植于都市文化内部,建立在人们对都市生活的适应性上.张爱玲作品中的都市意象,是她在对都市人性的苍凉观照下,给予我们的一种启示.     

农民工与市民相互态度调查研究——以贵阳“背篼”为例

“背篼”是一群为生计离开农村到城市靠出卖体力谋求一点非农收入,用以维持家庭生活、农业生产、孩子教育等开支的农民。“背篼”们每天在城市里劳动、生活,俨然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但“背篼”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这堵墙根源于城乡的二元结构。     

昆明市三任规划局长职务犯罪情况调查

规划部门是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的重要的行政执法部门，而昆明市规划局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就有三任规划局长先后因受贿犯罪而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既有他们个人的原因，也有规划制度与政治制度、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要防止再出现第N个规划局长落马，应当建立健全科学完整的规划体系和技术规定，完善规划监督机制，推进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护和适宜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与法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