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乩到灵学：近代科玄论战下的知识与理性

近代知识精英在接受正规科学的同时,受到了西方当时流行的心灵学刺激与启发,将传统扶乩信仰推至灵学研究的崭新维度。灵学支持者期望诉诸理性和科学去认识科学知识之外的灵学知识,以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去促进在精神和道德层面改造已知世界,实现灵学救国。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灵学反对者则坚持彻底的科学主义和理性态度,将灵学视为有碍科学发展的落后迷信。两种截然不同立场的背后,是近代知识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对现代知识与传统学问的共同反思,亦是对舶来之科学、宗教、迷信等概念以及现代启蒙精神的有益探讨,更为之后的科玄论战提供了理论素材并拉开序幕。在启蒙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社会逐渐以理性化、现世化为主导,灵学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灵学之争到科玄论战,不仅反映出中国现代化与世俗化之路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也构成以科学范式研究宗教现象的历史基础。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比附、"弥补"与"拓展":上海灵学会对科学的认知歪曲

灵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以往学界多从迷信的角度审视灵学,忽视了近代西方灵学多假科学话语以传播的事实.比如上海灵学会即从比附、"弥补"及"拓展"科学三个层面认知并传播灵学,歪曲科学,给科学传播带来歧路.就科学史而言,这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界部分人士对科学认知模糊的一面.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屡遭败绩。在对富强之道的艰难探索中,归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力量,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致力于对民众的启蒙,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推动了"科学信仰"的形成。"科学信仰"激发了国人追求科学事业的热情,抚慰了民众在社会动荡、信仰崩溃社会环境中焦虑不安的心灵。但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理解上的缺陷,也对民众的科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

20世纪30年代,承接科玄论战的余绪,科学问题又一度泛起,张君劢等人拾起科玄论战中被搁置的话题,更加审慎地思考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胡适为假想的争论对手,围绕知识的建设与破坏,对科学派展开系统批判,并思考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更宜于民族建国的进程。这场论争没有正面的冲突,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史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这关乎科学和道德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也关乎学术和人类在民族建国过程中自身的现代化问题。     

虚无主义生成的理性逻辑及其超越

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将整个世界划分为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催生了基督教信仰体系。近代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精神大旗,将上帝贬低为一种"虚假"的迷信,并以"真实"的主体取而代之,开启了虚无主义的生成逻辑。在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和物化意识盛行,造成精神家园荒芜、人生信仰迷惘。以反对理性主义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打破同一性、击碎神圣性,导致虚无主义四处蔓延。所以,坚持对理性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是现代社会走出精神低迷、重建意义世界的必由之路。     

"索卡尔事件":"科玄论战"之续曲——关于"两种文化"的探讨

科学和人文是两种不同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文化。在欧洲近代史上,两种文化的分离和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索卡尔事件"为甚;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因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而引发,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内容——"科玄论战";可以说"索卡尔事件"正是我国"科玄论战"的续曲。是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段的展现。     

中西汇通:17世纪中国古典知识体系的新视野

"知识"问题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传统学术史研究缺乏对这一维度的重视.从古典知识体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的变迁轨迹,经世之学在17世纪成为重要的学术范式,并因其重视"治国"知识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时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为中国传入为数巨多的西方技术、宗教与伦理著作,中国士大夫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重要的更新,基本上建立了外传学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名词和学科名称.从而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化,准备了条件.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与科学扬弃

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至今仍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智力资源。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批评的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撞击中,去寻求合理的科学的认同和统一;在继承、扬弃、创新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的、昂扬奋进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中医:科学与人文的艺术交融体

“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争论已持续百余年。近年，由此而引发的有关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辨引起了各界关注。其实，细看争辨中涉及的科学、科学划界，特别是抖学依据等概念，不难发现一些争辩中的结论似乎有些草率。毕竟，中西医是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医学体系，都带有自身的文化烙印。产生于中华文化的中医，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综合性学问。它是科学与人文的艺术交融体。在西方科学主义和西方现代医学占据主流的今天．应该不带偏见地认知它、研究它，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精神生态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西方的精神与物质需求推动下产生,基督教一直维护其顽固的精神统治,中华民族精神在其中经历了两者之间排斥、融通之后逐渐繁荣滋长,引发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本土化、世俗化、学术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本身说明处于弱势仍可生长,不同“道”之间能够且必须相容,精神文化是多元共生的。同时,也为当今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学术话语霸权背景下的中国大学发展提供了原理性启示。     

老舍与国民精神

国民精神的范畴来自鲁迅等先驱,但老舍自有其独特贡献。老舍的眼睛既是市民的眼睛,又是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眼睛。他眼中的国民精神是全面的、发展的,从简单的善恶对立发展到辩证的交错组合。他笔下国民精神的主流是他舍尽心血描写的大量平凡而又复杂的中间人物。老舍是集传统精神之大成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内心世界与处世态度存在着矛盾,因而他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知识分子。国民精神具有时代性,当代作家应从老舍的成就和不足中领会出国民精神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当代新儒家是继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而起的第三波,其主要任务是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挑战的回应.五四运动倡全盘西化,引致新儒家之反弹.张君劢挑起科玄学论战,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批评既不周延也不称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起于抗战,精神上虽承继第一代的熊十力在“量智”之外挺立“性智”,在表述上却由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4位流亡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与变迁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了经济近代化的过程。近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安排与变迁不是自发地在传统社会内部完成的,因此,对近代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