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人文宗教研究的转型

本文基于中国宗教学对数字人文领域特异性解读将问题导向及数据驱动范式研究纳入中国数字人文宗教三个标志性研究分支的体系,并引入“线上-线下二元结构中数据驱动下行动者中心范式”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研究的适切思维,最后以互联网佛教舆情研究为例阐述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研究需建立系统工程性的基础设施,进而希望打破中国宗教学传统思维对数字人文宗教研究分支的束缚,为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发展铺垫基础性思维和研究范式,并以互联网宗教舆情为例阐释建构中国宗教学数字人文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工程性建构。     

数字赋能政府治理何以产生“数字负能”?——基于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的交互视角

协调技术与组织关系是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基础性问题。数字技术在实现政府治理“赋能”的同时,亦带来了“负能”效应,要求我们对数字治理进行系统性再思考。“数字负能”并非仅由技术因素引起,而是源于技术需要同它所嵌入的科层体制这一对复合要素之间的错配。鉴于此,拟在技术—组织研究范式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技术—科层体制—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系统阐释技术需要与科层体制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技术形态意味着不尽一致的组织结构要求,技术应用困境源于科层结构体系与数字技术应用的对接失败。为此,须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通过技术创新与体制调整,有效防止“数字负能”等悖论现象。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数字人文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刍议

数字人文是基于数据并采用编程语言等数字技术来进行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新型研究范式,对于推进文史哲等学科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数字人文引入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成为近年来的学术前沿。以之研究古代文论具有可行性,亦是一种时代趋势和学术创新。采用定量分析辅助定性分析、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文本挖掘、采用超文本“远读”等模式或方法研究古代文论,将引发此学科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使该学科不再停留于传统“资料分析+理论阐释”的范式,从而实现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巨大改变,促使文论史观念及方法的更新。引入数字人文研究古代文论,要增强跨界合作的意识、提升数字运用与分析的技能、增强自身复合素养、弘扬学科人文精神,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革。     

数字人文与外国文学研究范式转换

本文在概述数字人文的概念、现状及趋势的基础上,探讨了数字人文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并从跨学科和交叉性的视角出发,建构了数字人文视阈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以期为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与范式转换提供新思路。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

百年来,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随着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传统人文研究的自限性逐渐显现。近年来,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渐臻成熟给予学术研究“整理——分析——呈现”等环节方法论的革新,促使女性文学研究由人力主导向人力与数字共同驱动的转变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跨学科、定量化、关联性的数字分析不断刷新女性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将推动女性文学研究在整体式把握、主观定性与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个体批评与多维关系等方面取得突破。然而,面对一种新兴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式,学界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仍要审视其内在的限度与应用的困境。     

“数字遗民”与数字赋能：数字时代技术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技术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境遇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使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数字智能。数字化生活在帮助我们更好防疫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拒绝的困境,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数字化与老龄化并行产生了大量被技术拒绝的“老年数字遗民”。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数字生活的常态化解构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伦理结构,人的整全性遭到了破坏,人类难以在一起。面对技术成为拒绝主体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应该从技术本身的价值重构和社会实体的适应性变革两个维度做出调整,让“数字遗民”能够重新进入共同体生活,使“我”重新成为“我们”。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数字人文的发展源流与数字文学的理论建构

数字人文起源于人文运算,是数字化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衍生的新兴学科,广阔的理论前景与实践空间使其成为国际高端科研领域的前沿热点和高等教育体制的固定专业。目前国内的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与情报信息学科,因此作为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新大陆",数字文学领域大有可为。从学科发展史角度理清数字人文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源流,有利于认清数字人文的演进脉络与发展方向,推动数字人文学科理论体系的宏观建构。中国数字人文应在同国际数字人文的对话中汲取学科发展的思想与经验,进而为世界数字人文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数字人文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 ——以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为对象

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人文研究方兴未艾,传统史学从研究资料、方法乃至范式上在面临着挑战的同时也迎来新生机。而中国现代化研究虽已有诸多成果,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呼吁学界深化对中国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研究。有鉴于此,作为中国现代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可以借助数字人文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数据库和若干指标体系的建立,将早期现代化研究的诸多方面进行量化,与当代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对接,以贯通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整个过程,可以突破现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范式。这或许是深化当前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尝试之一。     

人文经济对数字技术发展中精神困境的制度化纠偏

在硅基文明、IT文明为主导的时代，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无机化发展趋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社会重构带来的精神迷茫、物化倾向、工具理性盛行等成为当下社会的主要症候，人文经济是数字经济回归有机化社会的自然路径选择。本文认为，人文经济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需要借助制度化实践以实现对“数字化危机”的扭转，在走向人机对话、数字人与数字人生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人、制度、经济活动的有机联动，在制度层面倡导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发展观，强化以“美的规律”塑造数字经济的内涵，重视数字经济中人文精神的协调功能。     

数字创业背景下创业机会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作为创业研究领域的核心构念,创业机会研究长久存在争论。在回顾创业机会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创业机会研究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数字创业研究的兴起,描述了情境变化对于创业机会研究的挑战。接下来,从“人与机会关系”的研究范式入手,结合“数字创业机会”和“数字创业者”两方面综述了数字创业背景下创业机会的研究进展,并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从机会研究出发来探讨数字创业的过程与规律,在情境化数字创业理论的同时,推动“人与机会关系”的研究范式在新形势下向前发展。     

数字反哺：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既放大了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数字鸿沟的消减。以数字反哺为切入视角，聚焦年长世代，从微观能动层面探讨其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存在的“精神接入”困境，旨在通过尊重老年“拒绝者”的数字意愿、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环境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意愿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反哺效用。强调人在数字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打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被动接受的形象，进而驳斥“数字难民”这一忽视老年人数字化实践主体性的概念，为理解数字鸿沟“接入沟”中的“精神接入”、探析家庭代际联系、重构老年文化提供借鉴。     

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

数字人文是当今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采用数字工具、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塑造、改变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从而出现了"数字"与人文结合、平台与"远读"联通、交叉与多元融合、项目与团队共生四个明显的新特征.伴随着这股热潮,欧美许多人文院系和专业组织都制定和发布了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价指南,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提供指导.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成果评价更是任重道远.但我们要借鉴欧美经验,研究分类评价、同行评议,构建超越传统、跨越媒介的评价体系,为明天做好准备.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城市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引擎,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孕育着巨大的科技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重塑了城市现代化的实现模式,培育了城市现代化的新动能,还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从理论层面看,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创新城市”建设、数字基础设施能够赋能“智慧城市”建设、数字文化能够赋能“人文城市”建设、数字技术能够赋能“韧性城市”建设、数字生产力能够赋能“宜居城市”建设。从实践路径看,应当因地制宜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集约建设,打破城市内部数据流通壁垒,加快城市中“数实融合”水平,提升城市智慧化治理能力,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提升我国的城市现代化水平。     

5G时代的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路径

在嵌入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被俘获”与“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相比传统行业,5G技术对数字创意产业的影响更为突出。基于现有中国5G技术及产业化的部分领先优势,数字创意产业有望成为引领中国新经济实现从“跟跑”到“并跑”最终“领跑”的战略性产业。以5G技术为时代基点,研究5G提升和重构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机理、影响路径、具体表现和作用通道意义重大。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理论分析表明,5G技术的发展将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带来革命性影响,可通过技术创新、价值附加、地位攀升3个阶段式路径实现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提升。以音乐、游戏、创意设计等细分产业为例,详细阐明了5G对数字创意产业施加有利影响的深层机理。为此,中国应该把握5G技术发展红利,从优化审查机制、强化内容创作、建立技术标准、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和加强国际合作等维度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实践,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内外耦合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数字乡村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厘清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来源是有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义。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正处于外源型模式的数字乡村建设初级阶段,具有短期内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可持续困境。随着乡村振兴制度设计的不断优化和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充分释放,内生式发展逐渐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方案。有别于“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内生式发展”模式更注重内生力量的激发,但同时“内生式发展”模式存在着“动力黑箱”的梗阻。未来要可持续地建设数字乡村,应该发挥外源和内生模式的联动作用,从筑牢乡村的硬件基础、培育数字乡村共同体、优化制度设计理念以及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打造外源与内生耦合的建设图景,为实现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方案。     

“数字世界”背景下劳动相关性问题分析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石。随着“数字世界”不断演进,劳动价值的创造方式正经历深刻的转变。数字劳动造福人民,从构建更便利的数智一体化生活、提升非正式学习机会,到助推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都为人们带来了福祉。然而,数字劳动也伴随着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技术性失业和信息泄露问题等困扰着人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平衡解决问题与释放潜力,是实现数字劳动的最大价值和益处的关键。     

数字孪生城市的治理变革与路径优化

数字孪生城市作为现阶段探索智慧城市治理的新型模式,其本质是利用智能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现实的物理城市进行精准复刻,借助克隆的孪生城市进行模拟、预测和干预城市的运营和治理,其主要优势在于造就了一种系统智能化和干预智能化相结合的全过程智能,形成了“全景映射”“极致可视”“虚实融合”“即时交互”的智能治理结构。数字孪生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催生新一轮城市治理革命的同时,也面临着数字技术发展困境、虚拟现实融合困境与现实治理协调困境等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强调数字孪生城市的底层逻辑是对城市属人性本质的不断深化,只有让技术手段和人文关怀共同进步、相得益彰,才能让城市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将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成果真正转化为不断改善的生活品质。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