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安全镶嵌： 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

中国当前正面临由“对抗式”信任危机、“竞合式”信任挑战、“疑虑式”信任难题构成的周边信任困境. 这种信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低度社会化”的一种反映,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复合安全. 国际社会的场域特征形塑了国家间的镶嵌关系,而安全的共享与共治正是国家间“安全镶嵌”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为国家间基于“安全镶嵌”的信任再造提供了可能. 为此,中国需要注重国家安全的结构镶嵌,来化解“对抗式”信任危机;推进国家安全的制度镶嵌,以应对“竞合式”信任挑战;强调国家安全的文化镶嵌,以破解“疑虑式”信任难题.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与中国的地缘安全

“9.11”事件打破了美国坚不可摧的神话,促成了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然而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加强了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以防范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崛起的挑战。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不断经营中国周边地区,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对中国形成“三面围堵”之势。美国欲借“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使中国的地缘安全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应对,积极营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我国战略纵深依托。     

美国“再工业化”的国家安全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长期“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过度虚拟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对立、政治上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梦”危机,对美国国家实力造成了系统性的损害,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全局性、结构性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制造业问题,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再工业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战略,同时还是一项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对华战略冲突的性质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意味。“再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次兼具长远意义的战略转折。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是否去做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主导大国为本地区提供的国际性安排、制度和机制，对本地区的权力主导、结构稳定和地区合作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国力持续增长，中国开始从双边、多边安全合作转变为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调适安全合作机制和创构安全公共产品，将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作为未来稳固周边安全的重要机制。典型实践便是在2011年湄公河“10·5”惨案之后，中国迅速联合老挝、缅甸、泰国构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四国执法部门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航执法，共同防范、打击和制止湄公河流域违法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和维护航运安全。经过四国的共同努力，中老泰缅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中国方案”得到了有效验证。     

人类安全议程新探

目前,人类安全研究大多局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主题,如援助机构、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等。近年来,城市地区安全问题、发达国家人口、原住民族、商业利益集团、新全球治理和三方合作等日趋成为影响人类安全的新变量,应该纳入人类安全议程研究范围。其中,跨国公司在冲突管理、冲突化解与和平重建中的角色增进了政府、社会和企业的互动合作关系。“多行为体治理”与“多层次治理”相结合的组织机制突破了国家间合作的传统谈判机制。总之,只有以社会安全为“增量”,以人类安全为“根本”,以环境安全为“超根本”,同时兼顾边缘群体安全,不断拓展安全建设新途径,才能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人类安全。     

重议人口安全： 安全化的视角

人口安全理论自出现以来已有不少理论成果，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然而近年来该理论研究趋冷，重要原因之一即“人口安全”这一术语很容易为其他词语所替代，但各类人口问题与人口安全在安全化上的区别是难以替代的，因为安全化是一个不同于安全本身并通过言语行为建构威胁的过程--使沉默的安全“发声”的过程。人口安全问题的沉默给社会带来威胁，而人口安全是否沉默取决于社会成员对人口问题的评估和预测，因此，需要创造民主的环境来集中社会各团体的智慧。安全化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威胁。人口问题安全化有两种路径：政治化路径与社会化路径，在安全化的过程中，这两种路径分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挥各自的作用。人口安全理论对安全化的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改善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战略思考

我国作为一个邻国众多的国家,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冷战结束后,我 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为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应该采取以下 战略性对策: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倡导多边主义,加强区域合作;建立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改善中美关系;走和平 崛起的发展道路;等等。     

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风险防御的路径依赖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涉及不同的层次。总体而言,它自内而外分为文化主权独立、网络阵地巩固、信息边疆完整三个层次。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它们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为此,应加强意识形态的风险防御。在坚守文化主权的前提下,认识和弥补自身的文化缺憾,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影响力。同时,面对网络文化传播方式和渗透方式的变迁,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还应建立国家“防火墙”,保护信息边疆,从而构筑起多重安全防线。     

欧盟食品安全法评析——兼议我国食品安全立法

欧盟将食品安全问题置于保护环境、维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及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三重视角下予以考量,积极构建了以科学、法规和监控为三大支柱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深入研究欧盟新一轮食品安全立法的内在利益驱动、主要内容特色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和提升我国的食品安全立法。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与范式转换

三十余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方法论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三大动向:一是比较哲学的持续升温,二是传统治学方法的重新肯定与复活,三是问题导向的新研究不断涌现。学界对方法论的关注焦点是围绕“以西释中”的模式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和反思,这些争论暴露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究竟言之,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的主要进路在于“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如何在与西学深入会通的背景下抉发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返本”“会通”“开新”三者有机融合,在“化西”的层次之上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双向诠释”和“深度融合”,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善、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思想,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科学分析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善”的思想,因为它充分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与“善”的思想推向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美丽的思想,因为它不仅准确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力求构建美丽新世界,还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为现实的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强大活力的显著象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准确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

新时代条件下,仍要继续进行“伟大斗争”,以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昂斗志,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要明确“伟大”在于梦想伟大,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于“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要明确“斗争”必须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必须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展开,必须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具有三大特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具有更为重要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