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关键期,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安置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获取问卷数据,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减贫的主要原因,净增效应为0.239,其中物质资本的净增效应最大,为0.148;其次是社会资本,说明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户生计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     

生计响应视域下的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研究——以贵州省瓮安县为例

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强弱,决定产业扶贫成效的高低。笔者认为,农户的生计响应是制约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关键因素,其响应的维度和强度直接反映出产业扶贫益贫的维度和强度,进而影响到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阐释"生计响应-多维益贫-持续脱贫"的产业减贫逻辑,尝试建构"4维度-3强度"生计响应测度要素与体系,并以贵州瓮安县为研究样本,分析其产业扶贫生计响应的结果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产业扶贫必须注重农户的生计响应,创建和完善以资产、收入、能力和精神益贫等为要素的多维益贫机制,以期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保护成本收益分析

以云南省6个典型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355户农户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建立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关于保护的成本收益评估指标体系,对保护区周边农户总体的成本收益和关于保护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计算,并对不同生计资本下农户的保护成本收益情况进行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农户家庭的总体收益大于成本,但从农户因为保护区建立而产生的收益成本角度考虑,自然保护区也会产生一定负面作用;具体来说,农户对农地、林地利用的程度,农户房屋、通讯以及养殖资产的多少将对其收益的实现产生差异性影响,而农户担任村干部及其自身教育、健康等素质的提升则会对其保护收益的实现和保护成本的降低产生积极影响。保护区下一步需要继续巩固农户所拥有的传统自然和物质资本,重点发挥人力资本的优势,并且注重对贫困农户的支持和帮助,不断充实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的金融和社会资本。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自致努力、政府扶持与水电工程移民生计资本累积

基于2019年三峡库区移民生计专题调查数据,采用OLS、PSM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以及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三峡水电工程移民搬迁显著减少了移民生计资本,且对外迁安置移民生计资本的负向影响比就地安置移民更大;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均能显著增加移民生计资本,但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回报率显著低于就近安置地原居民,自致努力对生计资本的回报率在移民与就近安置地原居民中没有显著差异,该结论没有受到安置方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随着生计资本分位点的提高,自致努力和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提升效应呈现递增趋势,这会扩大移民之间的生计资本差距。据此提出依据不同参照群体完善移民生计资本恢复和发展的评价制度,建立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移民生计资本培育路径,同时加快缩小移民内部群体间生计资本差距等建议。     

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阿拉善生态移民研究

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研究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对阿拉善盟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进行定量评估,可揭示出生计资本与生态移民家庭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从中探讨当前制约生态移民后续生计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提出提高移民生计资本累积能力以及发展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鄱阳湖退田还湖移民生计资产调查分析

生计水平取决于所采取的生计策略,生计策略取决于所拥有的生计资产状况.在对鄱阳湖退田还湖移民生计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应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移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生计资产的状况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表明移民的生计策略较为单一、生计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为促进移民生计的发展,应对移民各类型资产的改善提供直接的和间接的支持.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生计的影响 ——以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为个案

灾害移民作为一个具有生存性和发展性双重性质的群体,能否获取充足的土地等发展资源直接关系到灾后生计的恢复及其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土地与资本相结合是不可避免的,以土地流转为媒介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必然会对灾害移民的生计产生影响.文章以灾害移民为研究视角,选取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为调查点,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五个方面来分析以不同流转模式进入农业领域的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生计的影响.研究显示：“公司＋农户”的形式比出租土地的流转模式更适合,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灾害移民就业多样化、收入多元化日趋明显,新型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形成,生活方式趋向城镇化.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灌溉管理改革问题分析

从灌溉管理改革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详细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灌溉管理改革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灌溉管理改革使得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丰富和拓展,但要进一步改善灌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理论分析

在多要素联合决策的框架下,综合考虑劳动力损失效应和收入效应,以及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不同转移就业形式的不同劳动力损失效应,建立了一个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的理论模型,推导农户多要素最优配置行为的性质和特征。理论分析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市场报酬水平的提高,都会导致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增加;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各要素投入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劳动力转移就业量、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实际土地经营规模、资本要素投入之间的负相关性要弱于异地转移,与土地转出量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弱于异地转移。     

宁夏生态移民社会关系重构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研究

宁夏生态移民搬迁后,与他人生活空间上的接近和心理上的互相接纳为移民社会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必要条件,移民逐渐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在原居民主动排斥和生态移民自我封闭的双重因素影响下,移民社会关系重构仍面临着一定困难,需要通过强化移民心理干预、借助媒体争取社会支持、缓解公共资源竞争、改善移民生计资本等措施实施干预,帮助移民尽快重构社会关系网络,推动和谐移民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