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存在论路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它们基于不同的思想旨趣,把海德格尔的不同思想倾向接合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去。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亲和性研究;马尔库塞则借助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展开对无产阶级的“被抛”命运及其扬弃的阐释;阿尔都塞则围绕后期海德格尔的“让存在”境域与意蕴,型构其“偶然的唯物主义”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境域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但是,它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最终使自己陷入相同的理论困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必然构成对任何海德格尔路向的政治存在论的批判。     

本源的想象与此在的有限——论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的解读

先验想象力在康德哲学中至关重要,康德在此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犹豫与冲突。作为感性和知性之间的“游戏空间”的先验想象力与时间具有本源同一性,想象力和时间一道构成了主体的本质,由此使得海德格尔在康德这里找到了思想的庇护所,把认识的有限性推进到了生存的有限性,进而开启了有限主体的存在论维度。     

形而上学、人与自然——海德格尔与康德的“先验想象力”

康德在海德格尔解释策略中不过是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追问旅途中的一根拐杖。一切对存在的追问都必须以对人的存在的追问为先导。先验想象力是使对象能够被给予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的纯象或发生域,海德格尔以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为契机绽出存在。在康德根本精神里,由于掺进了先验想象力这种硬性的形式,人在认识上为自然“设立”法度和先天框架;而海德格尔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因其运行尺度遵循内在的规律,最终不以人的认识活动而受制约。在他试图剥离康德在认识上所凸显出来的人全面统治自然的意愿及追问形而上学进程中,康德“先验想象力”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得以消解与演进。     

形而上学的奠基之路——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为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由此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的基础归结为先验想象力。但是,康德由先验想象力到统觉的退缩和未能阐明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显示了此一奠基的不牢靠性。由此,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出发,实现了形而上学奠基的置换——基础存在论。基础存在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关键在于具体澄清作为时间性的操心。海德格尔通过原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从而完成了此在形而上学的奠基。海德格尔所奠基的这一形而上学扭转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将哲学的使命规定为对人的＂实际生命＂的关涉。     

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之形而上学追寻

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为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由此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的基础归结为先验想象力。但是,康德由先验想象力到“统觉”的退缩和未能阐明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显示了这一奠基的不牢靠性。由此,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出发,实现了形而上学奠基的置换---基础存在论。基础存在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关键在于具体澄清了作为时间性的“操心”。海德格尔通过源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从而完成了其在形而上学的奠基。海德格尔所奠基的这一形而上学扭转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将哲学的使命规定为对人的“实际生命”的关涉。     

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

摘要： 将“实践存在论”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拼凑的观点源自对“存在论”（ontology）理解的片面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的割裂。在马克思那里,“物质”、“自然界”仅是“本原”意义上的“第一性”,而非“本体”。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存在”（on、being、Sein）问题的追问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古典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革命性超越在于他同“实践观”紧密结合的存在论思想,而非所谓的“物质本体论”。     

康德判断理论的存在论阐释

正是对于先验统觉的追问，康德不仅完成了其认识论方面的奠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追问。从海德格尔存在论雏度解释康德的判断理论，即海德格尔发现康德在两种追问“思一在”共属一体意义差异的关联点上。康德先验逻辑对于形式逻辑的代替，使其判断理论关联主体与客体，分析判断以同一律或者矛盾律说明主词或客体自身，     

康德的存在论题及其存在论意义

康德曾经阐释过关于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证明,在此中海德格尔发现了康德的存在论题.海德格尔对这一论题的探讨将会涉及模态范畴与直观,这样就形成了先验辩证论-先验分析论-先验感性论的追溯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了<纯粹理性批判>的主体部分,由此也就表明可以对康德及其<纯粹理性批判>进行存在论的阐释.而海德格尔这种追溯过程的内在动机与线索是为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奠基,其意图则是要指出我们必须通过时间才能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     

论康德的先验演绎证明结构的综合性

先验演绎是康德全部理性批判工作的凝聚核心,康德正是在先验演绎论证中确立了其理论哲学、乃至包括实践哲学在内的整个批判学说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研究先验演绎对理解康德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针对并批判地评述了当代西方康德专家关于先验演绎的某些重要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利用康德关于“一般直观”与“特定形式的直观”这一重要区分,通过梳理先验演绎文本,建构了康德的演绎证明结构,并着重论证了这一结构所具有的综合性质     

国内康德先验哲学研究倾向探析——先验哲学“独立于经验”之真谛

理解康德先验哲学之关键,不是去追踪“先验”如何“来源于经验”,而是剖析“先验”如何“独立于经验”。这是康德自己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划出的大界限。前者,不是先验哲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才是其研究的真正对象（领域）。以此标尺去衡量当下国内的康德研究,多未进入“独立于经验”领域内之研究,而是从外围方面着力于如何“来自经验”的唯物主义解说、追踪其久远之历史根源等等;或是缺乏“经验-先验”之间的严格界限意识。而我们应遵循之出发点是：“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     

现象学构成识度与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

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认为,审美活动的目的,是审美者通过澄心静虑,心游目想,通过顺应自然、自由自得、直观感悟,即境缘发,通过“由己”“返身”“归朴”,“还原”到 “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以达到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兴到神会,顿悟人生真谛的审美境域,从而从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这样,遂使中国美学的境域缘发构成论与现象学构成识度趋于合一,并由此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美学顺应自然的精神。     

略论经济共同犯罪行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成果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经济犯罪活动。而隐蔽性强、安全性高的更为复杂的共同经济犯罪行为在成为犯罪分子首选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共犯理论尚未充足、经济犯罪形势严峻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领域的共同犯罪就显得尤为困难。本文结合经济行为的特点，从行为角度对共同经济犯罪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以期在经济犯罪共犯认定上有所贡献。     

仁者不忧：美德伦理视野中的儒学问题

借助美德伦理的基本框架,反观儒家“仁者不忧”命题的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道德行为者形象及其道德心理状况。梳理思想史上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非仁者之忧”、“仁者之不忧”、“仁者之忧”的逐层分析,认为仁者不忧是建立在超越的人生境界和宏大的生活意义之上,同时,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仁者面临崇高境界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针对“仁者不忧”及其相关命题的讨论,既可以印证儒学思想所具备的某些美德论特征,又可以为当代美德伦理增添中国传统的阐释资源。     

气：中国美学审美域构成中的活力基元

受《周易》神秘文化影响,在中国美学看来,“气”是宇宙的原初实有,是最高的本体,“道”即混沌之“气”,宇宙万物皆由“气”所化生化合;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中间环节,“气”生于“道”或“太极”,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质料或元素。审美创作活动中心物的感应、情景的交融离不开“气”与“气化”作用。由此,中国美学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行,“气”之动物,激发了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也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引起审美创作。“物动心感”,引起创作者内心感动与审美域构成的原初动力是“气”。     

机会空间、基层治理与业主诉讼维权

诉讼维权在某些维度上为业主营造了抗争的机会空间：以“合法律性”赋予业主行动“合法性”；为业主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了机会；新闻媒体的关注为诉讼增加了“法律量”。但是，在另一些维度上诉讼维权则限制了业主抗争的机会空间：业主诉讼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胜利；难以产生动员效应和增强群体认同；难以发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杠杆效应。总之，在当前的政治机会结构和法律机会结构中，诉讼在更具象征意义的维度上为业主营造了抗争的机会空间；在更具实质意义的维度上却没有营造出明显的机会空间。同时，诉讼维权减轻了基层政府的维稳压力，为其提供了一种制度化应对业主维权的方式，从而为城市基层政府的治理创造了机会结构。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与范式转换

三十余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方法论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三大动向:一是比较哲学的持续升温,二是传统治学方法的重新肯定与复活,三是问题导向的新研究不断涌现。学界对方法论的关注焦点是围绕“以西释中”的模式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和反思,这些争论暴露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究竟言之,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的主要进路在于“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如何在与西学深入会通的背景下抉发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返本”“会通”“开新”三者有机融合,在“化西”的层次之上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双向诠释”和“深度融合”,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缘起性空”的生命观、“依正不二、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泛爱万物”的博爱观、“众生平等”的平等观。认真学习、研究、总结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     

社会美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美作为美的形态之一,作为中国美学的“特产”,曾经在中国美学界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研究与宣扬。然而,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却逐渐走向了停滞。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当代美学开始关注生活、社会和自然,开始将生活、艺术、社会、自然的界限抹平--它们开始提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肯定美学”、“景观美学”--而这些实际上和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美有着相同的时代诉求和审美立场。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展,后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美开始走向一种建设性的审美征途之中。它开始倡导一种自由、多元、和谐的审美观念,而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的生态美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