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确立

从东汉和帝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在我们历史上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士人文学书写的主题也得到了新的开拓,文献整理成为士人创作所书写的一项主要内容,标志着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献整理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种题材类型获得了确立。这不仅表现在士人的文献整理成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获得了独立,出现了大量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主的文学作品和以文献整理文学书写著称的作家,而且士人把文献整理作为自己文学书写对象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步入自觉的新阶段。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试论汉魏之际幕府制度的变迁

幕府制度在汉末魏初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幕府结构看,将军号的滥授使得依将军号而开府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开府"这样一个用以表示被授予者可以参照三公府的制度来设置僚属的称号也出现了。同时,幕府中大量新的职位被创制出来。其中参军一职经历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的发展过程,日后构成了幕府的主体。其二,从幕府性质看,首先,幕府转变为承担谋议、监察等多项事务的机构;其次,幕府在官员仕途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经过幕职而迁转的官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最后,幕府中的僚属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标示其个人身份的意义,与其具体职责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汉魏之际中原世家大族文化活动探析

汉魏之际,以汝南袁氏、应氏,颍川荀氏、陈氏、钟氏等为代表的中原世家大族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维护自身政治和社会地位,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们在教育、经学、历史、文学及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不仅是这一地区文化活动的领导群体,而且是全国先进文化的代表。     

汉魏之际主流才性观的发展

桓灵之季的主流才性观遵循儒学阶层理想主义的才性体用本末合一的要求,建安前后的主流才性观则发展为曹操制度化的现实主义的才能至上原则。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汉末权势阶层争夺政治人物标准的阐释权,体现了才性观的阶层性、时代性特征和才性问题在哲学角度上一般性和特殊性、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承载了汉末哲学的时代性课题。汉未哲学中人性论内涵,个人目标与社会标准的统一途径,对人的规定性的不断演进,表现了中国哲学的入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汉魏之际乐官的迁徙、分化及影响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汉廷乐制崩坏,乐官、乐工、乐器等多亡于战火,幸存者也流散四方。官渡之战后,曹操平定北方,流散四方的乐官逐步回归中原。随着杜夔等音乐人才的回归,曹魏音乐官署与乐制得以重建。这一时期的宫廷音乐有雅俗之分,并互相竞胜。曹丕之后,俗乐占居优势地位,逐步取代先秦古雅乐,形成混同雅俗的新雅乐,并用于元会等重要礼仪场合。汉魏之际乐官的迁徙、分化及竞胜直接作用于音乐,对当时音乐中心的转移、音乐官署的兴废、音乐曲调的变化、雅俗乐地位的消长等有着显著的影响。乐官的回归中原、音乐官署的重建,促成了雅乐、俗乐歌辞创作的兴起和建安文学的繁荣。     

皇甫隆与汉魏之际的神仙道教及相关问题

曹魏时期关于敦煌太守安定皇甫隆的历史事迹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在道教及相关典籍中,还有安定皇甫隆长于养生、并为曹操传授养生术等记载,尚未引起重视。考察了皇甫隆曾跟从汉魏之际的著名方士学习养生术和道术,并将其传诸后世的历史;又通过对汉末方士年龄记载的夸大特点和安定皇甫隆家族的考察,认为这两个皇甫隆应同属一人。皇甫隆既是一位秉承黄老道家思想、热衷道教养生修炼、并为养生术的传承做出贡献的养生家,又是一位长于为政、施惠百姓、足以名垂青史的杰出的地方官。     

清谈与感兴

清谈与感兴是汉魏以来的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起源于东汉晚期的清议活动,人物品评中渗入了浓烈的道德与审美的因素,通过感兴来概括人物品性,即景生发的情形大量出现。正始之后,清谈趋于玄虚,引发了玄学的兴盛,东晋时期褪去政治功利性,审美游戏的成分增强,文艺作品是人物心志的写照,对人物的批评与文艺作品批评相联系,清谈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魏晋之际,清谈与感兴的结合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两极互动的趋势,既深化了人物批评的蕴涵,又将人物批评升华为玄学的义理,这与特定年代的士大夫心志与时势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即是清谈言咏与感兴的结合。从这个角度去解析兰亭诗会及其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之制的承袭     

论汉魏六朝书信的文学特色

通过对典型作品的分析 ,可以看到汉魏六朝的书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富有个性特征 ;感情真实自然 ;富有辞采之美     

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乐器赋占绝大多数,始于两汉,盛于两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拓展,呈现出骚体趋于俳体,骈偶化增强的趋势。其发展兴盛、题材拓展、体制变化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展、人们的喜好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成为了解和考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汉魏六朝调笑戏谑类俗赋

对汉魏六朝时期调笑戏谑类"俗赋"和相近作品进行了勾稽,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这类俗赋以论辩的形式展开,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和门阀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对这个时期历史观念、历史撰述形式都有很大影响,现实政治斗争在历史撰述中往往有直接反映。首先,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这是政权对立与正闰之争在历史撰述中的表现,是正闰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中以一系相承或一脉相传为特征的正闰问题,虽然仅是史家历史撰述时的一种笔下安排,但在这个时期已经超出历史撰述方法的学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方法,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崔浩的"国书案"是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借史学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重姓族、崇门阀是崔浩的基本思想,也是崔浩罹祸的根源所在,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是《国书》案的导火线,国史只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而已。再次,《魏书》在当时招来众口哗然,号为"秽史",这是门阀意识在历史撰述中的突出反映。围绕《魏书》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不说是北朝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一个缩影。     

谈汉魏六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汉魏六朝是汉语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作为此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已越来越多地被学界引用和研究。在引用和研究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时,学界多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版本依据。具体考察目前有关研究成果,发现在上述译经语料引用中存在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