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化服务对家庭农场的作用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近年来,以规模化和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农场发展迅速,以服务家庭农场和农户农机作业为主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机械化服务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实现了家庭农场规模报酬递增;国家通过出台宏观政策培育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直接或间接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以中观供求市场合理的价格机制,调节家庭农场与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农业机械化服务对生产经营成本、产量、利润等基本要素的直接影响,从微观上实现了对家庭农场的传导作用。只有制定系统的宏观支持政策,改革市场供需结构,重视要素传导反馈,引导农机装备产业优化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补贴支持力度、加强农机化服务队伍建设,才能达到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的最大匹配度,实现互促共赢。     

农业机械化服务对家庭农场的作用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近年来，以规模化和集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农场发展迅速，以服务家庭农场和农户农机作业为主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机械化服务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实现了家庭农场规模报酬递增；国家通过出台宏观政策培育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直接或间接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以中观供求市场合理的价格机制，调节家庭农场与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农业机械化服务对生产经营成本、产量、利润等基本要素的直接影响，从微观上实现了对家庭农场的传导作用。只有制定系统的宏观支持政策，改革市场供需结构，重视要素传导反馈，引导农机装备产业优化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补贴支持力度、加强农机化服务队伍建设，才能达到农机社会化服务供需的最大匹配度，实现互促共赢。     

家庭农场变化视角下农业推广服务适应性研究

基于家庭农场变化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就福建省农业推广服务进行实证研究,总结了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农业推广服务机制,发现家庭农场已初具规模且生产经营性规模较大,但面临着农业推广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等问题。在分析不同类型经营模式特点及其适用条件的基础上,从构建"一主多元"农业推广服务模式,建立"三位一体"农业推广服务机制,加强对职业化新型农民的培养与教育,加大农村科技服务投入力度等方面,提出创新农业推广服务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借鉴。     

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安庆市110份水稻种植家庭农场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家庭农场对农药改良、化肥改良、道路维护、播种服务、收割服务、供求信息服务等社会化服务需求较为普遍且紧迫。进一步运用Logistic模型从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产前服务需求主要受家庭总人口、年龄等因素影响,产中服务需求主要受耕地总面积、耕地块数、家庭收入及销售途径的影响,产后服务需求主要受年龄、受教育程度、销售途径的影响。据此,政府要通过引导市场主体高效供给生产要素和社会服务,具体措施有：完善供给体系,全面满足需求;完善信息系统,提高社会化服务信息的可获性;提供农机售后服务,解决机械作业后顾之忧;改善农田水利、道路等公共区域的作业条件。     

家庭农场主对互联网农业技术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河北省家庭农场的数据调研

发展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家庭农场是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导致农村土地闲置最直接最可靠最有效的途径,互联网技术的炙手可热无疑是现代化技术的代表,探究家庭农场主对农业互联网技术选择行为对家庭农场实现现代化农业经营具有实际的重大意义。本文利用对河北省各县市经营规模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问卷及访谈调查的资料,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场主性别、年龄等12个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是否实施智能农业管理和农场主对互联网技术认可程度三个因素影响其选择新技术作用较强,对此提出促进我国发展家庭农场使用互联网技术应该提高家庭农场主综合素质、鼓励适当的经营规模,保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提高农业互联网技术质量等建议。     

家庭农场规模:理论检视与实践内涵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以来,各界掀起了研究家庭农场的热潮。但在实践部门,政府困扰于家庭农场的规模界限问题。从家庭农场理论研究入手,从恰亚诺夫农民家庭组织规模的阐释到国内有关家庭农场概念的政策演变,大致勾勒了家庭农场的概念演变和规模内涵。另外,从上海松江和安徽繁昌家庭农场的实践经验中得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制定规模时需要考虑到当地非农就业程度和社会公平的原则,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     

对我国农业机械化服务体制创新的探讨

农业结构调整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机械化服务体制。结合我国国情对未来我国农业机械化服务体制的模式及创新途径和对策进行了理论探讨     

农业社会化服务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合作社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农业生产托管日渐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趋势,在我国农业生产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改变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结构等抑制小农户抛荒,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等促进小农户规模经营,通过增强小农户绿色生产意识等促进小农户绿色生产,分别对应现代农业的三个方面：高效农业、规模农业、绿色农业,形成一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理论框架。下一阶段,应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列为产业兴旺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经营模式,深化农业绿色补贴制度改革,推进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加快实现“大国小农”下的农业现代化。     

农机跨区作业——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突飞猛进,农机跨区作业功不可没.在针对后者对前者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提出推动农机跨区作业,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建议,以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跨跃式超常规发展.     

简论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和发展家庭农场,使小块土地的分散经营升级为土地相对集中的规模经营,以促进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     

家庭农场采纳电商行为及其绩效分析

基于全国926个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抽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Tobit模型、Ols模型、QR模型、PSM方法以及DEA模型等,考察家庭农场采纳电商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采纳效果。主要结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可以显著地促进家庭农场采纳电商;家庭农场采纳电商可以使农场绩效显著地提升约3.89%~4.47%;采纳电商对不同绩效水平、不同土地规模农场的绩效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这表明,现阶段应当加快实现家庭农场与电商的深度融合发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还要注重家庭农场采纳电商效果的差异性。     

我国家庭农场的商事主体地位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全国各地正蓄势而起快速发展。但目前存在着登记类型众多、认定标准不一、认定程序各异、认定部门混乱等问题,各地先发展后规范的思想严重,法律主体地位处于模糊状态。家庭农场属于一种企业组织,符合商事主体特征,它既不同于自然人,也有别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企业法人的属性,应将它定位为企业法人,并对经营者条件、规模条件和经营方式等主要准入标准加以统一规范。     

我国农业机械化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研究

农业机械化指标体系的准确设置和正确运用将有助于评价标准的统一性 ,便于使用同一的计量尺度计算和分析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效果 ,评价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对农业机械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属性、功能以及量化标准的理论研究与分析 ,提出了构建我国农业机械化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初步设想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对家庭农场保费支出的影响

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举措,以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为先导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一定会引起粮食生产者的响应和行为调整,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更是如此。依据这样的假设,基于家庭农场购买保险的事实,利用实证检验方法对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通过全国家庭农场监测2016年和2017年粮食类家庭农场两期面板数据,建立DID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估计,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6年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开展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确实导致了这些地区粮食类家庭农场2017年保费支出的显著增加。这一研究发现再次印证了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特征,据此提出应在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升级创新,以更好适应粮食生产主体的需求。     

WTO环境下一般农业服务政策的效果分析

一般农业服务是WT《O农业协议》规定的国内支持政策中“绿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证明:这种政策能扩大农业资本总量、增加农业产出、提高粮食产量;加大一般农业服务的支持力度、优化其支持结构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