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的回忆——《朝花夕拾》艺术琐谈

“诗言志”、“歌缘情”.诗情,是文艺作品,特别是诗歌和散文艺术生命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诗情,就很难产生艺术感染力.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任何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60页)鲁迅也说过:“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12页)散文是一种富于抒情性的文体,它和诗歌一样,应该抒发“作者心灵的歌声.”应该抒情,也便于抒情,是散文在艺术上的长     

“普罗米修斯”的书——兼评“四人邦”为何诬蔑《怎么办》

普列汉诺夫曾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对这位为俄国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尽沙皇反动政府的迫害而始终坚贞不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有定评。但江青在炮制“黑线专政”论的同时,首先发难,掀起一股批判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黑风。列宁最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怎么办》,也被他们诬蔑为歌颂剥削者寄生虫的大毒草! 《怎么办》到底是一部甚么样的书?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

一情感是艺术的生命,一切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情感,一切艺术作品都不能不灌输情感。没有情感,便没有艺术。在文艺批评史上,人们一直把艺术创作的情感因素放在主要的突出的地位。俄国的文论家别林斯基说:“情感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爱德华·古别尔诗集》)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认为文艺家创作时其情感越是强烈真挚,具有个性特点,其作品就越有艺术魅     

标举文学的时代性

标举文学的时代性刘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时代都会对自己的文学提出时代性的要求。进步的、优秀的文学总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感与时代感。别林斯基说过：“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要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     

李清照后期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

“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性,也就越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结着”（《别林斯基论文学》）。李清照生活在赵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的社会环境中,是属于那个特定社会的优秀诗人。她在一个父祖都“位高名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长大。其父李格非博学能文,“工于词章”;其母王氏,也颇知书能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李清照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文学熏陶。     

关于陆游七律《书愤》结句注释的商榷

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七律二首》,其中一首为陆游《书愤》.它的结句:“千载谁堪伯仲间!”课本注为:“千百年来谁能(同诸葛亮)相比呢?这里隐含着把自己与诸葛亮相比的意思.”(见原书第177页)我认为精确地说,此句释文应是:“千百年来有谁能同诸葛亮不相上下!”“伯仲间”,谓老大老二之间,序次相彷佛,纵有些微差别,相去亦不甚远.例: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即谓傅、班二人文名参差相等.杜甫《咏怀古迹》:“伯仲之间见伊吕”,即谓诸葛亮的才略功绩可与古代贤相伊尹,吕尚并驾齐驱.     

悲剧内容与喜剧形式的统一——试论鲁迅小说的一个艺术特点

别林斯基说过:“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既充满了悲剧的雄伟,又充满了喜剧性,这两种对立因素在这个人物身上不可分割地、完整地融合为一个统一的、自成一体的个性,你对他又是惊奇、又是害怕、又是好笑”(《别林斯基论文学》)。中外文学史上许多具有人民性的优秀作品,都往往把悲剧性和喜剧性融合在一起。关汉卿、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吴敬梓、果戈里、契诃夫等名作家的作品中不难找到这类例证。可以和这些文学大师们媲美的我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他的部分小说创作,就有把喜剧性溶入悲剧的特点。特别是鲁     

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或比较悠久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8页)     

达吉雅娜是否是“多余的人”?

达吉雅娜是普希金最心爱的作品——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诗人把她称作“俄国的灵魂”、“我的理想”,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达吉雅娜又是俄国文学中值得研究的形象之一。早在十九世纪,别林斯基首先肯定达吉雅娜是俄国妇女的典型,同时对达吉雅娜所谓的“我既已嫁给了别人,就要忠实于他”的话,提出了质问:“永远忠实于谁?忠实于什么?难道忠实于那样一种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评论的预见性

普列汉诺夫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存在着那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是独具特色的中心一环。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和丰富了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体系和批评传统,对维护沙皇农奴制的贵族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促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他在文学评论中宣传农民革命思想,使之成为时代的旗帜,他投身于实际的的革命     

美国的欧洲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0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有增不已。十九世纪末公然宣称“也要为自己要求日光下的地盘”(《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下册第44页)的德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被迫接受了凡尔赛和约。这“是一个真正逼死人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带强制性的和约”。(《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2页)     

勃洛克与戴望舒

勃洛克(1880—1921)是本世纪初俄国最有才华的诗人,俄国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马雅可夫斯基说,他“作为最享盛名的象征主义大师给整个现代诗歌以巨大影响”,他的创作代表了俄国“整整一个诗的时代。”(《俄苏文学评论集》)327页,莫斯科版)戴望舒是我国三十年代“诗坛的领袖”,他“提倡象征派诗”,(《现代文学讲演集》365页)当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以美著     

从《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看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原则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的三大代表,在世界美学、文艺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别林斯基为俄国文学的民族独创性而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则致力于促使先进的俄国文学和俄国的解放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对于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和文学批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把杜勃罗留波夫看作跟莱辛和狄德罗同样的作家。恩格斯称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赞扬他们的“批判的思想”和“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忘我的探索”。列宁把杜勃罗留波夫称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说俄国人民敬爱杜勃罗留波夫——这位“痛恨专横、热望人民起来反对‘国内土耳其人’,即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     

译学与《易经》

我在《中国翻译》1991年5、6期发表了《译诗六论》,后来又补充了两论,一共是八论,和《易经》的八卦有相通之处。古人说过:“译即易,谓换易语言使相解也。”(见《翻译论集》第1页)所以我想,翻译学也可以说是《易经》,“换易语言”之经;自然,译学的八论和《易经》的八卦是形同实异的,现在解释如下: 一论:译者一也(≡),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上和原文统一。二论:译者依也(≡),译文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三论:译者异也(≡),译文可以创新立异。一至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四论:译者易也(≡),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五论:译者意也(≡),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六论:译者艺也(≡),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四至六论是翻译的认识论,也可     

对“文学是人学”的我见

“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常被人们当作文学的命题而乐道,有的还说那是高尔基的“著名论断”,比如《禁区·荒区·闹区——对文艺研究的一点看法》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二期)。但是,高尔基在何时何地作过这个著名的论断呢?谁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根据。由于求知欲的驱使,我曾翻阅过高尔基的一些文学论文,也查阅过我国文学家编著的《高尔基论文学》之类的书,都未能发现这个著名论断。直到今年,在《书林》第三期看到钱谷融同志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才     

《国家与革命》若干问题试解

一、什么是半国家? 半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国家。 半国家,是列宁在引述和发挥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思想时明确提出来的一个科学论断。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通过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用“公社”,用新的“半国家”代替它(《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52页)。他还说: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第17页。凡只注明页码的引文,均引自《国家与革命》)列宁     

要全面地评价韩愈和他的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四四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又说:“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三○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待历史人物,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     

从唐代赋韵诗看《滕王阁序》“一言均赋”的解释

<正> 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言均赋,四韵俱成”两句话。王力《古代汉语》(修订本)第1179页注[6]说:“这是说每人技分得的韵字赋诗。完成一首四韵八句的诗。一言,即一字,指分韵所得的字。”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第265页注[80]说:“意谓与会的人,各分一言(字)为韵,以四韵八句成篇。赋,分。”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下册第763页注[6]中说:“古人集会赋诗,往往规定一个统一的韵,或者规定一些字分配给各人做韵脚。一言可能指规定的韵字。均赋,指每人都赋诗一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三位先生都忽略了分韵字赋诗的种种严格限制,把不     

略论汉大赋的泯灭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两汉是一个不大光彩的时代。四百年间,除司马迁等有限的几位文学巨子以及呻吟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敢于喊出自己的心声外,绝大多数文士所致力创作的都是专一趋奉帝王的大赋。尤其自武帝加紧思想文化统治以后,“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不仅皇帝的文学侍从“朝夕论思,日月纳献”,就是公卿大夫也苦心撰述,“时时间进”。班固在《两都赋》的序里说:“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张衡在《贡举疏》里讲: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     

《蜀道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与安旗同志商榷

在学习研究唐代文学的过程中,看到了安旗同志一篇文章,题为《<蜀道难>新探》(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文章说:“《蜀道难》的思想内容迄今未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声称要“解决此一千载悬案”。但我读完全篇之后,才知道安旗同志不过是用抽象的政治寄托论,对《蜀道难》进行穿凿附会,未免令人失望,不能不加以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