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角度——《文化与人格》一书述评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斯皮罗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即实地考察。与其他同行所不同的是,斯皮罗教授不只是对人类行为文化现象进行自然描述,而且还透过人类行为的表层现象探究其深层结构。他将人类学的实地考察与哲学探讨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分析相结合来研究文化与人性问题。他强调,在解释人类行为之时要同时考虑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在分析方法上,斯皮罗突出地运用了弗洛依德主义的精     

缘人:日本人论的方法论透析——从心理人类学到心理文化学

缘人是日本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模型。它分为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四个维度。初始集团是以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母子关系占亚优势地位;次级集团是以家元为典型,缘约原理为运作方式;社会交换模式是好意优先型;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是抑制型;自我认知是自他协调型,由此构成一个整体人模型。尚会鹏把中国人、美国人、印度教徒和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伦人、极致个人、阶序人和缘人,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重组、创建了心理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力图解决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根本问题。滨口惠俊提出的间人主义只是做了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日本化工作,理论创新是缺位的,尚会鹏则对理论内核进行了升级,提出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     

从飘移到冲突──略论文化变迁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活工具。承认文化的工具性及真可变性是当前文化建设的前提。对此，我在《再谈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载《社会》1995年第11期）一文中已经提及。然而，文化究竟是怎么变的？这里我试图从文化摸式的漂移和文化冲突两个方面略论文化的变迁过程与作用机制。文化模式的漂移是指在同一文化圈内以时间为向度的代际行为方式的差异。就文化变迁而言，漂移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自有社会生活以来，人类就在不断的试设中发展出一套适应环境、满足需求的办法。这套办法流传开去，为众人所认可并相对固定下来便成…     

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文化风格

西方人类学产生至今已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如果将其发展的历时性特征与其理论、旨趣与方法的转向相结合,可划分为五个具有明显特征的标志性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一些可辨识的领军人物、代表性的理论流派和经典性的民族志,三者一起共同构建了人类学对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与时代精神的介入性反思,也构建了该学科在自我反省中不断发展的事实。     

从文化沙漠到文化绿洲──漫谈香港的城市文化建设

在去香港之前，曾听说香港被人称为文化沙漠，即认为香港人只重视经营赚钱，不重视文化教育，缺乏文化氛围。听到这种议论时，我心里着实发毛，试想我要去这“文化沙漠”追求文化知识，攻读高级学位，不是一件很寂寞的事吗？到了香港以后，经过亲身的体验与观察，这种耽心才消失了。当然这首先得归功于香港中文大学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香港中文大学这所在殖民统治之下，为保存与弘扬中国文化传统而创建的高等学府，经过几代学人的苦心经营已成为一所校园环境优美，文化氛围浓郁，学术成果丰硕，并为香港培养了大批一流的人材，享誉海内外的…     

武文教授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武文教授， 1946年 10月生，甘肃省秦安县人。 197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1989年毕业于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 (函授 )”。 1996年为兰州大学低职高聘教授， 2000年聘为教授。现任兰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兼任兰州大学第七届学位委员、西北民族学院民俗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甘肃民俗学会秘书长、甘肃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社会学会副主席。 武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秦陇本土文化、企业文化、神话与原…     

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以《菊与刀》与《家元》为例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是日本国民性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但以她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却因研究工具的局限性,导致这方面的研究式微。许烺光提出"许氏假说"、"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以及诸多相关的工具、概念,突破既有的瓶颈,以"心理人类学"取代了"文化"与"人格"研究,将人类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家元》是使用这套方法研究日本的成果,其视角与《菊与刀》具有承接关系。     

从先验自我到生活世界

一直以来,先验自我被看成是孤立的主体;相应地,悬搁、还原被看成是现象学认识论的主要手段与途径。其实,先验自我因其构造性具有普遍性而本身就是主体间性的,因而悬搁与还原更是形而上学的奠基。先验自我的本质在于逻辑性,先验自我自身的逻辑性决定了它被把握为什么:逻辑。它首先是一种功能,就其能进行构造而言,表现为主体性;就其构造性具有普遍性而言,表现为交互主体性。先验自我把自身把握为功能性、主体性、交互主体性,而这一切都源于先验自我将自身根本地把握为逻辑性,并从中阐明了我们日常的交互主体性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先验自我的显发,先验自我与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一体。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个混沌未分的世界,它没有成见,没有一定,因而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后者则是我们个人在自身的经历中形成的属于个人的特殊的世界,它包含了我们个人的成见,总是从一定的角度出发去看事情,而对事情的其他可能性却视而不见,因而也就没有如实地把握事情本身。为了把握事情本身,我们就要从个人的特殊的有成见的生活世界返回到先验自我,那样一个没有成见的世界。而这就需要悬搁与还原———它使我们摆脱个人的特殊的生活世界,即摆脱特殊的视角,从而如其所是的观照事情,并在这种观照之中保持我们自身人之为人的本质。从而表明悬搁与还原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奠基作用。     

现代性的另一面:从躯体化到心理化--克雷曼的医学人类学研究

本文简要介绍了阿瑟·克雷曼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成果。克雷曼认为,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的外在表现虽然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抑郁症的生理学本质和社会起源却是人类普适的。社会问题的医学化既为心理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方便,同时又使心理疾病的患者丧失了有价值的意义体系的支持。克雷曼研究了神经衰弱这一疾病名称在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境遇,并得出结论,认为躯体化较之心理化更适合于中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化水平。心理疾病的躯体化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与人格

人格是个体在特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样态。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诸文化的影响及制约。个体人格在形成期要受家庭文化、当时社会文化氛围、纯观念形态文化的影响。另外,个体人格的发展还深受个体自我发展动机、人生体验、社会实有人格和文化理想人格的推动。文化扩展了个体的生存境界,塑造了个体的人格,但个体人格也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文化与人格就是在这个双向运动中共同发展的。     

文化人类学的转折──戈尔兹的解释理论述评

文化人类学的转折──戈尔兹的解释理论述评肖俊明美国文化人类学在克拉克洪和克罗伯去世时，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博厄斯的衣钵传人毫无振奋之感，只是沉溺于某些呆滞的技术研究。如果没有戈尔兹，博厄斯、克罗伯及其他美国传统的人类学家的遗产恐怕要被变卖换稀粥...     

文化人类学与日本文化论

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日本文化的特征、日本社会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各种各样的研究从各种不同角度回答这些问题的所谓日本文化论现在极为盛行。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倍夫·哈鲁米教授曾指出,日本文化论既是一种大众消费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日本文化论的流行中,文化人类学家起了重要作用,几乎主要的日本人类学家都同它有着某种联系。著名的学者石田英一郎、冈正雄、梅棹忠夫、中根千枝、山口昌男等人对日本文化论影响极大(虽然他们各自的研究角度不同)。但离开了美国人类学家露丝·贝涅蒂克特的著     

想象的自我:郁达夫的文学人格与现实人格

郁达夫的作品素以抒写自身而名,他本人也认为文学作品都是本人的自叙传。因此在郁达夫研究领域中,精神分析,尤其症候分析是常用的方法,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因此常常被用来互相印证。然而郁达夫对于文学是自叙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也证实了他在文学与现实中的双重自我构想,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在于互相构建。而这种文学与自身的重构,正是出于文学与社会对现代性实现的双重要求。     

文化之路：从精致文化到高雅文化，从流行文化到大众文化

从17世纪后期开始，文化的观念经历了逐步的转变。一方面，最初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社会精英们“精致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欣赏和创作音乐、阅读文学作品、委托制作美术作品等活动);另一方面，流行文化通常指的是乡村和城市的劳动者们集体表演的实践活动。他们不仅被排除在精致文化之外，而且被认为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可能会产生危险的社会愿景。伴随着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重大社会转型，精致文化的观念被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高雅文化”所取代：即那些宣称体现人类普遍意义的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的残余共存。正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高雅文化”真正的对立面“大众文化”才在20世纪之交出现，它声称具有经验的普遍性：对每个人来说都能理解并真正产生兴趣。在经济方面，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也有人认为，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文化竞争。因为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的但却可能共存的接受态度。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种差别进行描述并对这一明确概念图式却似乎特殊的问题进行讨论。     

从“人格三要素论”看西方近现代文化与人格

西方基督教神学鼓吹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因而实际存在的普遍人格是归属型人格。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西方一些国家的人格开始从归属型转向自尊型,出现了新的“片面智慧力量型人格”和“片面意志力量型人格”。西方人格的这种片面性,使西方一些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增加了兴趣。而属于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为西方人人格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从“人格三因素论”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格

对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角度,其中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这是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试以“人格三因素论”为参考构架,对这个问题作一点初步考察。一、讨论文化与人格的关系应分清的概念讨论文化与人格的关系,首先应分清的概念就是文化的概念。文化有多种定义,笔者采用这样一种说法,即把文化分为“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化”。与此相应,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也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考察。所谓“狭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生哲学、伦理学等构成     

科学技术兴衰史──主要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体制的变迁与科学技术活动国际重心的转移

科学技术兴衰史──主要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体制的变迁与科学技术活动国际重心的转移〔日〕有本健男胡健译在２０世纪末的今天，国家在历史上的兴衰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而９０年代由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东西方冷战也随之宣告终...     

试述法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与法律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自19纪中叶至今,法律人类学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达成了将法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脉络中来研究法律这一共识。后续研究者还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注意到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对法律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影响。     

文化唯物论与生态人类学

一生态人类学的有组织的调查研究得到稳步发展并被正式确立为人类学的主要范畴之一,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在这之前,有关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未被作为主题提出过.人类之所以这么晚才着眼于生态学,其首要原因在于文化与生物的研究相互脱节.在五十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界,如A.克罗伯所代表的那样,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对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说明应当从另外     

城市化发展重心由“镇”到“市”的转移

近几年人们注意到, 浙江省在小城镇发展成绩灿然的同时,出现了村镇建设遍地开花,以致过密、过散、过小的局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患,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也陷入低水平循环的泥沼中。从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看,这一现象预示着小城镇的发展进入到关键性的转折点上———“二次集聚”,即在初始阶段就地扩张, 分散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分化和重新组合,转而向具有要素集聚优势的区域———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集聚。我们认为,浙江省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当务之急是：认准问题症结,明确发展阶段,调整发展战略和构筑总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