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溍的诗学思想

作为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黄溍的诗学思想在主张鸣一代之盛、铺张圣德的同时,还表现出吟咏性情、出之自然的创作倾向。孟子诗学在史学、心性、文气等层面上深深影响了黄溍对诗歌的认识。黄溍诗歌创作中的林泉之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诗学观念,并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画境界相通的清秀之美。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王士祯研究述论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三百年来 ,王士祯研究的范式不断变化 ,研究也不断趋于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王士祯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对王士祯的审视也趋于全面与客观。总起来看 ,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开始从追根溯源和整体的宏观角度探讨“神韵”说的渊源、内涵及其得失情况 ;开始关注其诗学理论与诗作、词学理论与词作的关系 ;对于王士祯与赵执信在诗学观上的分歧及其关系的考辨成为关注的重点 ;研究范式上突破了前此相对单一板滞的局面 ,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 ,体现了一种当代性特征 ,显示出王士祯研究的发展与成熟     

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

《北征赋》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两汉易代之际文人的生活状况,为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上承屈骚精神,下启引史入赋、借史咏怀的抒情小赋,具有重要赋史价值。《北征赋》以近乎直录的方式保存了许多史料,对进一步了解秦汉时期的交通状况、班彪民族观的形成以及汉代四家诗的发展等多有裨益。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主要包括：题材采录与文言小说发生;连缀编次与＂公余＂创作心态;＂摭实＂表征与虚构本质。＂采录＂的观念反映出中国文言小说早期发生的＂原初＂形态;而＂连缀＂的主创方式,正好适合了文人＂休闲＂的生活状态及＂公余＂的写作心态,培养了文人＂不朽＂价值观念以外的另一种＂立言＂的方式,是对＂原道＂＂、征圣＂及＂文章经国＂创作方式的突破＂：摭实＂表征下的诸多虚构手法,既是文人出于＂征信＂而自我约束的文化心理,又通过虚构对＂摭实＂进行反正,提升了文言小说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     

中唐文人词的艺术成就与词史地位

中唐文人词的作品数量与初盛唐相比 ,已有所增长 ,表明文人词的作用正在摆脱那种偶尔染指、零章单篇的偶发状态 ,逐步走向自觉与熟练。“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文人在音乐文学形式及创作方式等理论观念上已趋向明确和成熟。在内容题材方面 ,中唐文人词的创作正逐步突破宫廷娱乐的狭小范围 ,有所扩展。在艺术风貌方面 ,中唐文人词既表现出受近体诗和民间词双重影响痕迹 ,又体现出文人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审美特征。     

诗教精神与自我抒写: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学指向 ——王袆诗学思想研究

王袆的诗学思想由于受到个人性情与易代政治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内涵与特征。其诗学观念以儒家教化经世为核心,同时更强调情感抒发的真实性与自然性,并由此体现为其认可诗歌体貌多样化的倾向。其本人诗歌创作所构成的哀感顽艳体貌与超然脱俗审美趣味,则展现出其诗学思想的丰富复杂特征。王袆诗学思想的复杂丰富代表了易代之际文学观念的典型特征。     

论白居易诗歌中牡丹意象的独特性

与唐人对牡丹的娇艳、秾丽和尊贵的礼赞不同,白居易对牡丹的描写主要着眼于其形态上的残败、品质上的妖艳以及颜色上的洁白,赋予牡丹既敏锐深邃又多元灵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蕴,使得他的牡丹意象呈现出与时代相异的审美特质。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与白居易的诗学观念、审美理想、文化心态以及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美学价值。     

论明史馆开局与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关系

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局是清代史学、政治、文化、学术、文学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就诗歌史意义而言,它与博学鸿词科考试、冯溥对诗坛的整饬一道,促进遗民群体分化,增强了文人的王朝认同,对文人思想心态与诗文创作、诗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明史馆开局目的、意义及其与博学鸿词科关系的认识中,学界主要存着两种论断,一种观点以为明史馆开局是博学鸿词科考试目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康熙帝惩于后者收效甚微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明史馆开局是一种历史偶然现象,一些清朝官员企图用修纂《明史》的难度来削弱康熙帝对考试录用人才的器重,因而这两种论断均失之武断。虽然倡议者的初衷偏离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宗旨,然而明史馆的开局客观上却有助于康熙博学鸿词科意图的实现。     

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     

柳得恭的《松京杂绝》与王士祯的《秦淮杂诗》之比较

王士祯的神韵说为柳得恭发掘诗歌的审美价值、探寻朝鲜文学国别性奠定了基础。柳得恭认为诗歌本诸性情、神以化之、玩其归趣,主张以"诗言志"为本,丰富了诗歌表现形式。因此,柳得恭将神韵说视作一种创作风格,而非创作理念,从而克服了王士祯诗歌偏重审美功能、"现实性"和"批判性"相对薄弱的短板。     

浅析《桃花扇》的叙事策略

作为传奇名篇,《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另辟蹊径,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既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凸显了作者征实尚史的创作观念,又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为后世传奇创作树立了典范。     

从文化--美学的角度看《聊斋志异》中男性人格的失落与回归--兼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理想男性形象的美学走势

蒲松龄是传统文人,又是封建社会末期具有平民性、商业文化心态的文人.<聊斋志异>既代表了明清文学极度弱化男性阳刚色彩的趋势,又体现了这个时期文学打破我国文学弱化男性阳刚气质和将阳刚性人物排斥于形象美的范畴之外的创作传统、重塑理想男性人格的最高创作成就.     

身为知州,心向寒士:刘大观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刘大观是清代高密诗派中比较特殊的一位诗人。迥异于诗派中其他寒士诗人,他仕途顺利,曾经位居知州。虽处高位,刘大观却早早勘破世情,表现出对寒士心态与诗学主张的强烈认同,因此,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主体身份与心态的悖反现象。在诗学上,刘大观以师古不泥古为原则,对高密派诗学进行了合理的吸收与发展;在诗歌创作上,他能遵从内心情志而自写本色,诗歌风格也随其年龄、经历的变化发生改变,总体呈现着清真雅健的风貌。     

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元明易代不仅造成作家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旨趣发生显著变化.吴中诗人高启目睹朱明新朝气象,热情赞歌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他追求个体独立,所以又产生了与新朝"离异"的心态,其诗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入明后高启进一步强调博大变化,主张诗歌"格"、"意"、"趣"兼具,注重以诗存史,其诗风从放拓、雄浑、苍凉演变为奇丽、深稳、含蓄.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王士祯诗学情感论的实质

清初,王士祯巳被誉诗坛“一代之宗”。然而对于王士祯的诗学,自他在世之际始,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试图将王士祯诗学中的审美情感理论,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诗学的背景下,作些剖析及探讨,以便进一步阐清王士祯诗学中审美情感理论的实质及价值。“诗缘情”——一个古老命题的新解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唐代灿烂高峰之后,几乎一去不复返地走上了下坡路:宋诗欲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结果却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明诗     

感悟诗学: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的东方神韵

感悟作为一种由印度佛教内传、又融合了儒道禅思想而不断中国化的诗性哲学,渗透于中国诗学的各个层面,并成为中国诗学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感悟思维不仅造就了梁宗岱诗论的外在形态——即其诗论的产生方式、存在形态、批评方式和书写方式——还影响了其对诗歌从缘起、酝酿、物化至鉴赏的全过程的认知与理解,使其在构筑自己的诗学大厦时有意无意地去选择与感悟思维相契合的中西诗学观念.这既促进了中西诗学的融会贯通,又为传统诗学的现代化转换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