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亲属关系法律效力比较研究--兼论我国亲属关系法律效力的完善

亲属关系一经法律的调整,就会产生法律效力,即产生权利义务后果。亲属关系的法律效力,体现了国 家对亲属关系的态度,对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赋予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在各国法律中都有体现,但在不同的国家, 亲属关系的效力又有所不同。亲属关系会产生哪些法律效力,这完全取决于各国法律的具体规定。一般说来,在 亲属法、民法、诉讼法、刑法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相应的效力。各国的规定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具有不同特色。 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亲属关系的效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关系法律效力的立法 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血缘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在原始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在民族学界,在论及原始民族形成时,有的同志不是否认地缘关系的作用,就是不承认血缘亲属关系的应有地位我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两者在原始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血缘亲属关系是氏族社会联系的最有力的纽带什么是血缘亲属关系呢?马克思说:“亲属关系有两种:(1)由血缘或血统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也有两种:(甲)直系和(乙)旁系;(甲)直系亲属关系是人们之间一个人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从认知角度看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结合语义成分分析的方法，对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展开研究，目的是探求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语音形式、语义成分与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之间的象似性，并进一步分析影响人们感知亲疏远近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在语音形式、语义成分上与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之间存在象似性。（2）影响人们认知亲属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亲属关系层数和亲属关系性质（血亲／姻亲）。从表层语音形式和构词语素分析得到的“辈分、性别、长幼”对人们感知亲属关系影响不大。     

论亲属关系概念

《苏联民族学》1990年第3期发表了H·A·布季诺夫《论亲属关系概念》一文,现摘译如下: 亲属关系究竟是生物学事实还是社会事实?学术界已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通常把亲属关系分为两个部分:1)亲属关系本身;2)亲属之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亲属关系本身是生孩子即生物过程的结果,因而初看起来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因亲属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则是一种社会事实。     

新疆回族农村亲属关系探析

以血缘为标准的亲属关系网络是新疆回族之间的资源支援网络和情感满足系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国家正式组织出现,使得新疆回族亲属关系的外观形态和内在机制处于消解之中。但在新疆回族农村,亲属关系网络没有冲破地缘和血缘的结合,它的结构和外观相当明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很健全使其获取资源难度相对增加,新疆农村回族日益强化以家庭为核心的亲属关系;农村回族人生礼仪和日常生活中的亲属文化和亲属往来也密切着回族的亲属关系。     

中国农村亲属关系的变化——对几个家族走亲戚状况的研究

亲属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并承载着诸多社会功能。传统的亲属关系有自己的形态和范围,而在时代的变换之下,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相伴随而来的社会诸方面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亲属关系的功能作用和存在形态及在人们生活中的定位也相应地发生改变。关心这其中的"变"与"不变"能使我们对今天中国,尤其是对处在变革中的广大农村的亲属关系有一定的把握,对分析今日中国农村的很多问题有一定的帮助。本文以中国农村"走亲戚"状况的调查为切入点,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一个村庄中几户人家的走亲戚状况予以调查,了解人们对亲属关系的态度变化,亲戚之间关系的强弱,亲属关系作为社会资源的功效等等。以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解释框架和研究视角,分析亲属关系变化的社会基础以及人们对维系亲属关系的自主选择,并对未来中国农村亲属关系的走向进行了预测。     

亲属关系是什么?——萨林斯与蔡华的分歧

"亲属关系是什么?"是亲属关系人类学的根基问题,萨林斯在83岁高龄之际又投身于这桩世纪谜题的研究中。通过对亲属关系人类学中建构论以及涂尔干和施耐德的批评,他断言亲属关系是文化的,而不是生物的,其独特性质是存在的相互性。然而,萨林斯在论述中却依然未能摆脱生物因素的束缚,他虽声称探讨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实际上讨论的却是亲属关系的构成方式。事实上,早在2008年蔡华已经就"亲属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论亲属关系的社会性别化特征

在父系制家庭中,隶属于另一集团的姻亲对于家庭而言处于次要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姻亲在家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亲属关系与性别关系之间具有复杂关联,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定位制约着亲属关系的呈现,使亲属关系具有社会性别化特征。     

对非常规核心家庭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考察——以翟城村为例

以翟城村为例考察华北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的亲属关系,翟城村非常规核心家庭与亲属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家庭成员,尤其是留守的女性成员策略性地运用关系资源、功利性地建构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过程。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文学与考古双重视野中的“柘枝舞”

从文学和考古双重视野出发,柘枝舞别具华丽、飘逸、妩媚甚至艳冶的风情之美。其华丽、飘逸。多姿多彩的风格是统一的体系,与文献记载中的“柘枝舞”、考古视野中的“柘枝舞”和唐代诗赋中所描绘的柘枝舞的风情之美相一致。柘枝舞的这种风流情韵和文人的好尚与柘枝舞人的专业化也有密切关系。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论唐寅的“视觉典故”

中国画的发展存在着一种可称为"视觉典故"的现象,在文人画中表现最为明显。本文以明代吴门画派画家唐寅为例来讨论其中的相关问题。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视觉典故"的概念,二是唐寅关于视觉典故的运用。本文认为,视觉典故的运用,使唐寅绘画富有强烈的智慧特点,他的绘画不是图写物象,吟弄花鸟,而是追求生命的"真性"。唐寅绘画视觉典故的运用,反映了明代以来文人画的独特旨趣。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文人画祖之我见

明代董其昌提出:“文人之画，自王右皿始。”仁’1 此后研究者基本皆以文人画始祖为唐朝王维之说以 嗣其响。王维确是一个文人画家，但早在几百年以 前，南朝宋时宗炳和王微已提出抒发情感和畅神的 文人画主张，所以称王维为文人画始祖有所不妥。 那么宗炳和王微是否如某些理论     

物之审美与情志寄寓——北宋士大夫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文学书写

作为南唐故物,澄心堂纸深为北宋士大夫所钟爱。它不仅用于书画,亦在寄赠往来、吟咏唱和中沉淀出丰富的内涵,具有了文房器物、审美对象、文化典故等多重意义。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唱和活动,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情感与人际关系的交流场域。他们对此纸的推重,则使它在历史轮回中成为南唐与北宋的双重指代。在北宋士大夫接纳并传扬澄心堂纸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好尚文雅的审美旨趣,而透过与此纸相关的文学书写,又可见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自我认识。在文才与佳纸相得益彰、流芳百世的理想中,北宋士大夫寄寓了声名不朽的自我期许。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