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来香”》不是鲁迅佚文吗?

《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刊出了《“夜来香”》,同时发表了胡奇光同志文,考证此篇当是鲁迅佚文.陈福康同志在该刊同年第2期上发文对此提出异议.我在1979年第6期该学报上发表了《<“夜来香”>应是鲁迅佚文》,不同意陈文中的种种有疏误的说法.福康同志又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发表了《<“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一文,其中对拙说作了批评.但我读了此文后,感到陈说的纰漏愈来愈多,因而愿     

极言“偏至”心向“摩罗”——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思想特点初探

1902年3月,二十二岁的鲁迅从南京乘大贞丸到日本留学,一直到1909年才回国.这八年的异邦生活,在鲁迅一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曾经发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曾经决心学医,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最     

鲁迅与藤野先生拾零

鲁迅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早年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回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生活时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虽然由于他的学生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在厦门写的散文《藤野先生》而驰名于世界了,然而鲁迅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秋逝世为止,似乎还不知道藤野先生为时     

《阿Q正传》和《变形记》哲理内涵比较

鲁迅和卡夫卡是在思想、气质、个性和风格诸方面都反差极大的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念念不忘此岸世界;卡夫卡是虔敬的宗教徒,对彼岸世界念念不忘。鲁迅是真的猛士,拥有“粉碎一切”的勇力;卡夫卡是“软骨头”,哀叹“一切粉碎了我”。鲁迅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卡夫卡是表现主义艺术家。鲁迅富有幽默感;卡夫卡几无幽默感。…… 但是,这样两位作家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和《变形记》,在哲理内涵的表现上却存在着引入注目的“异中之同”,它们都揭示了异化;并且,又存在着更加引人注目的“同中之异”,即《阿Q正传》主要以现实主义艺术方式,从客观角度描绘出了人在社会里的异化处境——阿Q作为一个愚昧麻木的农民在封建性未庄的异化处     

论《故乡》——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每读《故乡》,总令人想起鲁迅的《自题小象》: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七绝简直就象是《故乡》的“写作提纲”:萍飘莲转的游子“梦魂常向故乡驰”,他的心是无法逃脱眷恋故乡的“神矢”的;但一旦回到久别的乡土,却又只看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不禁深有“风雨如磐”的悲凉;“辛苦麻木而生活”的闰土再也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但是“我”不惜献出他自己的生命去探索解救祖国的道路。这首七绝简直就象揭示了《故乡》的主题。鲁迅的《故乡》就是立足于“风雨如磐闇故园”的认识基点上,站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思想高度,以1919年返回故乡迁家北上为“触机”,动员了与这一题材有关的全部生活素材,加工锤炼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千古不朽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读《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读了王杏根同志的《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一文①后,觉得有几点可议之处。一是史料运用。拙文《<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一文②引证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上的一条消息,认为它与《略论》的写作“直接相关”,王杏根同志对此表示“怀疑”。据他说:“促使鲁迅以沙俄夺我矿权事实警策国人的”,“并非由于《朝日新闻》上的有关消息”,而是在此之前八个月《浙江潮》第一期所刊登而为我所“疏忽”了的《要索纷来》。事实是否如此呢?不妨作一比较。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三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以下简称《略论》)。青年鲁迅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前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时深以‘地质学不发达’之虑,……因此撰述这篇关于中国地质的论著,以示创导”。这是说,鲁迅为了引起大家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或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著此论文。最近,杨天石同志对《略论》重新注意起来,进行了考察、研读,他虽然指出“鲁迅写作《略论》”,是与沙俄帝国主义借中国买办商人出面骗取开采权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这一史实直接相关”,     

鲁迅作品中的死亡主题

1918年,鲁迅发表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狂人日记》,这是一部以“吃人”为主题的小说;1936年9月,鲁迅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又是以《死》作为篇名的。也许是巧合吧,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创作历程就这样以死亡(“吃人”和“被吃”)始又以死亡终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成功者——谈《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这取材于现代的,都编在《呐喊》和《彷徨》集中;取材于古代的,结集为《故事新编》。如果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话,那么,歌颂创造精神的《补天》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样,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茅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正名

《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一九二七年春夏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讲义。题名是鲁迅最后确定下来的。这一讲义,是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开手之前鲁迅初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见鲁迅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许广平信:“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鲁迅在这以前,已有编写一本中国文学史的打算,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中,说自己在厦门大学担任的课程之一“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鲁迅     

鲁迅“碰壁”臆测

一、所谓“碰壁”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鲁迅连续在三篇文章——《华盖集·“碰壁”之后》(1925年5月21日);《野草·死后》(1925年7月12日);《华盖集·“碰壁”之余》(1925年9月15日)里说到自己的“碰壁”。鲁迅说:“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又说:“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那么,“碰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鲁迅的战斗生涯。先看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成就--2004年在中法文化交流年的讲稿

主席、各位佳宾:今天我要向诸位介绍的是这样一位中国作家: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生于1881年,死于1936年。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采用“鲁迅”二字为笔名。中国现代究竟有多少作家?我不太清楚。但据《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收录,从1917年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时期内,有一定创作实绩的作家多达6000余人。中国现代究竟有多少文学作品我也不太清楚。但仅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介绍,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书籍多达13500种。显然,任何人都…     

评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叶圣陶的小说

鲁迅评论叶圣陶小说共有三次。1935年3月,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指出:“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评论了《新潮》上的小说作家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之后,指出:“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鲁迅的两次评论,是对叶圣陶的童话和整个小说作了系统研究之后,作出的符合事实的正确的历史评价,对此评论界未见不同意见。     

史沫特莱与鲁迅

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说,鲁迅,是她“在中国生活的所有年代里的一个最有影响因素的人”①。史沫特莱与鲁迅的初会,是在她从欧洲到中国刚及一年的1929年12月27日②。那时,正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场白热化的内部论争冷却不久,但仍然弥漫着“创造气”、火药味,在鲁迅的头上还顶着“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的帽子;那时,鲁迅还经受着来自敌人方面的巨大压力,被说成是“拿卢布”的“文妖”;那时,许多党内外的人对鲁迅尚然有着许多     

《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特殊视角——兼谈《三梦记》的深层心理描写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在方法论上给后来的小说史研究以重要的启示。早在50年代,李长之先生就发表了题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的长篇专论,全面地高度地评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然而,在谈到《中国小说史略》有关唐传奇的评价时,李文对于鲁迅的识见的理解却似乎不无偏颇,而且从行文上看,李文自身也似乎不无矛盾。一方面,李文注意到,“他(指鲁迅——引者注)之特别珍视唐人传奇,也是在‘意识之创造’”;另一方面,李文却认为,《中国小说史略》“讲唐代传奇而对《李娃传》、《柳毅传》、《霍小玉传》只寥寥数笔,还不如《秦梦记》、《三梦记》详”,乃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缺点。殊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