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辨——兼批《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的御用班子梁效抛出一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四、五期)的反党文章。这篇黑文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也是“四人帮”伪造历史的黑标本。它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当前为了肃清“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的流毒,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批驳这     

新文学史上一个“怪圈”的背后——对《狂人日记》奠基意义的反思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到“四人帮”粉碎为止,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刚巧近乎一个“甲子”,在这六十年中,新文学在《狂人日记》这一声呐喊中诞生,从无到有,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壮大,但突然间,人们惊愕地发觉,它居然又跌落到了它的起点——,“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以反对封建主义而发难的中国新文学,又几乎被封建主义彻底扼杀。一个“甲子”的新文学史实,描绘出这么一个令人心惊的怪圈！ 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文学复苏了中国新文学的生命。     

广东逻辑学界揭批“四人帮”对形式逻辑的诬蔑

最近,广东逻辑学工作者举行会议,揭批“四人帮”践踏逻辑科学的罪行,并批判了“四人帮”控制的原上海《哲学辞典》编辑小组编印的《哲学小辞典》对形式逻辑的诬蔑和攻击。与会同志首先指出,“四人帮”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学点逻辑”的指示,对逻辑科学进行了种种诬蔑。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大量印发了《哲学小辞典》。这本帮书,在“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条目     

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打着“研究儒法斗争”的旗号,炮制出了许多反党文章。“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黑舆论班子,以康立笔名发表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就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动舆论的。 “四人帮”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丑恶历史,江青是叛徒,张春桥是特务,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他们所走过的全部道路。“四人帮”为建立一个     

张春桥为什么一斧子砍掉实践?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是我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我国人民克敌制胜的传家宝。靠着它,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夺取了全国政权;靠着它,我们战胜了重重困难,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大庆人靠“两论起家”,以世界上罕见的速度拿下大油田,一举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今天,还是靠着它,我们燃烧起揭批“四人帮”的熊熊怒火,大干社会主义,正在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末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四人帮”攻击、贬低“两论”,妄图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红旗,只能是白日做梦。 在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本刊登载了吉林大学哲学系应届毕业生学习“两论”的一组文章。文章不长,但都力图运用“两论”中的基本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批判“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驳斥“四人帮”攻击、贬低“两论”的种种谬论。本期刊载学习《实践论》的部分,下期将刊载学习《矛盾论》的部分。     

论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文学的沉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沦。上海成立了《红旗》上海组稿小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长篇小说《新桥》、《虹南作战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都成为“四人帮”政治宣传的工具。     

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判

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不可一世,并且篡夺了几个最主要报刊的领导权的时候,在1974年第二期《红旗》上刊出了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这篇黑文。因为这篇黑文是经文痞姚文元动笔修改过的,所以《人民日报》于二月五日抢先转载了它,不但放在头版头条的显赫地位,而且用了通栏的大字标题。这种做法,开前所未有之先例,也是“四人帮”在北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先后炮制的黑文从未受到过的宠幸。可见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受到“四人帮”的何等重视。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权利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马克思这一论断,曾被“四人帮”肆意歪曲,作为他们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依据”。“四人帮”之所以这样搞,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从理论上怎么正确理解马克思这一论断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它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97页);第二种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权利;第三种还是从资产阶级的原意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     

斩断“四人帮”伸进文学史领域的黑手——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

杜甫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诗人。历代地主阶级文人、资产阶级学者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杜甫作了大量的评论。近年来,“四人帮”又从其篡权复辟的需要出发,对杜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歪曲,把杜甫弄得更加面目全非。我们今天研究杜甫,必须首先清除“四人帮”在杜甫问题上散布的浓烟密雾。一、梁效论杜甫的用意何在“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遭到惨败后,一九七五年四月,就急急忙忙指使其御用文人梁效,同时抛出《杜甫的再评论》和《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两篇黑文,杀气腾腾地叫喊,要通过对杜甫的再评论,来“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史学界继否定李秀成之后,一九六五年的《文史哲》、《历史教学》等刊物,也先后发表文章,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更进一步对陈独秀一笔抹煞。最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     

《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出版

林子力、有林同志合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了具体的阐述,对“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他们借这个“批判”为名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澄清了“四人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搞乱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恢复     

且谈“厚舌苔”

鲁迅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曾经说过:对于厨司制做的美菜,有人偏偏品评为坏,厨司便可怀疑他有“嗜痴之癖”,而且“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看如今,王张江姚“四人帮”,对于《创业》、《园丁之歌》、《万水千山》等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横加指责,大骂不绝,不正是因为他们害着“热病”,长了“厚舌苔”么? “厚舌苔”者,古今皆有之。古之孔老二,舌苔之厚,可谓甚矣。不是么?“郑声”明明是反映新兴力量要求的新兴之乐,他却斥之为“乱世之音”,大骂“郑声淫”,叫嚷要“放郑声”,妄图将其放逐,消灭。     

对《“四人帮”与青红帮》一文的意见

《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唐振常同志的《“四人帮”与青红帮》一文从几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四人帮’与青红帮有着血缘纽带的关系”,读后很受启发。但文章援古喻今的某些史料,却用得不甚准确,下断也有值得商酌之处,其将晚唐杰出的政治家李德裕以附“四人帮”就是不很妥当的一例。 文章说:“唐朝牛李党争中李党之魁李德裕,是个搞朋党的老手,而自称不树党。他对文宗说:‘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李德裕无意间一语道破了封建社会朋党的实质。谈古证今,结论是‘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搞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     

不许用政治讨伐代替学术争论

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我国哲学战线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政治问题又往往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用政治上的讨伐、围剿,来代替学术上的争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个“理论权威”、文革顾问授意“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炮制的《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一文,(载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通篇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譬如,从1955年底至1962年间开展的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     

冲破禁区 别开生面——颂话剧《于无声处》

读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十月演出本,也就联想到鲁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写的诗句:“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的作者,继承与发扬了话剧艺术的光荣传统,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把一九七六年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于无声处》不仅在舞台上说出了人民群众想说但没有说出来的话;而且把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四五”革命群众运动,从侧面描绘出来了。它犹如出鞘的利剑,伸张了革命的正义。     

评某教授大搞影射史学的实质

众所周知,广东的某教授在“四人帮”控制思想舆论阵地,影射史学猖獗的几年间,能够名噪一时,靠的是两条,一是“四人帮”看中了他,一是他卖身投靠“四人帮”。“四人帮”从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搞三箭齐发,到炮制儒法斗争史的政治大骗局,在这影射史学的全过程中,始终打着反孔的旗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指出,反孔是     

评“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五卅运动》

1976年5月在“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控制下出版的《五卅运动》(署名“编写组”,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初尚有发售)。它按照“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是非界限和好坏标准,任意褒贬历史上的人物或剪裁人物的历史。全书八十四页,五万七千字,除了鼓吹现代迷信外,受到表彰     

也说“臭老九”的由来

1980年,《随笔》第11集《“九儒”说略考》一文认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咒骂为是“臭老九”,是来自谢枋得所云的“九儒”。我看并非如此。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所言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说“儒”的社会地位低下,竟在娼之下、丐之上。如按这种说法,“儒”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四人帮”为何还要丧心病狂地加以镇压呢?“四人帮”之所以要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根本原因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     

一本发人思考的书——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苏绍智同志的近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篇幅不长,共六万余字,读起来饶有兴味。它记录了我国经济学界清除极左路线流毒的战斗历程,并且瞻望未来,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颇能启发人的思考。经济学界对极左经济理论的批判,是从清算林彪、“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的批判开始的。林彪、“四人帮”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谬论,是他们宣传的理论     

论社会主义艺术的票房价值

五十年代初,文学艺术界响起了《电影的锣鼓》,围绕票房价值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时隔不久,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开场锣鼓变成了终场锣鼓。由于“左”的干扰,票房价值被视为右的东西,到了“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又把它推向极端,定为黑论,写进《纪要》,进行围剿。现在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为票房价值正名,推倒强加给它右的、黑的一切诬陷之词,加强“艺术经济学”的研究,让社会主义艺术的票房价值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