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论法国大革命之浅析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者和政治实践家,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对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认知既受限于时代,但也反映了其独特的应对变局之方式;同时,康有为已经颇具比较政治的视野;其对政治的改良观念其实与其对民权自由与革命之关系的认知有关;他对大革命的关注和思考客观上为时人之精神革命化作出了贡献。最后,思想者政治价值立场的歧异以及所处的智识氛围决定了他对大革命的态度,但无论何种面向,均可服务于对中国现状的清醒认知。     

王权专制下的财政危机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起因的又一种解读

法国大革命起因是学界研究恒久弥新的课题,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解读.但这些研究,多聚焦在改革路径、阶级压迫、既得利益集团、文人议政等方面,而法国专制君权,这个真正的“元根源”则多被忽视,有的研究似乎认为其还值得同情.本研究认为,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元根源”是专制君权,演化路径则是专制君权导致的财政危机最终演化为社会总体危机,导致法国大革命.     

社会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18世纪法国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既吞噬了公民自由权,也削弱了地方独立性,更使名目繁多的贵族形同虚设,结果导致旧体制下的法国政府自身亦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当热血沸腾的法国民众揭竿而起时,大革命的洪流一触即发。这就是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笔下革命前法国的社会面貌。     

论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新文化艺术

法国大革命破除了钳制文化艺术创作的旧文化体制,给了作家和艺术家以自由,也促使文化艺术由宫廷走向民间,不仅博得了比以往远为广泛的欣赏和支持,也使艺术家从民众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从而,使法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大革命不是文化的一场灾难,而是法兰西新文化的福音。     

柏克、梅斯特议法国大革命之比较

本文在前人对传统保守主义两大代表人物柏克和梅斯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两者论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的解读,从柏克与梅斯特的宗教信仰入手,比较两人由批判法国大革命而生发的政治思想,以对早期保守主义做一管窥.     

柏克、梅斯特议法国大革命之比较

本文在前人对传统保守主义两大代表人物柏克和梅斯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两者论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的解读,从柏克与梅斯特的宗教信仰入手,比较两人由批判法国大革命而生发的政治思想,以对早期保守主义做一管窥。     

从社会史到文化史:法国资产阶级研究范式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研究的社会史范式在拉布鲁斯的引导下确立.这一范式广泛挖掘新史料并大量应用计量方法,深入考察了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但是,该范式因重视经济活动、轻视文化和心态等因素而遭到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资产阶级研究发生了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变,资产阶级认同成为了广受关注的主题.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研究者从日常文化实践的方方面面中寻找资产阶级认同的有力证据时,美国学者莎拉·马萨却论证了法国资产阶级认同缺失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研究的不同路径实际上体现了史学家对于社会阶级的不同理解.本文主张形成关于阶级的综合认识,以使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成为可能.     

晚清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叙事及其思想意涵

法国大革命曾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回到历史现场,法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革命面貌,19世纪前半期它是法国历代君王统治轮替间的普通民变,19世纪后半期则被附着具有变革政体的民主意涵。1899年后它逐渐展现出作为革命事件的意象,并被认定是求权而非诛暴的新型革命。1906年康有为刊发《法国革命史论》,以汤武革命为母题将其重塑,强调它只是发生在法国的汤武故事,属于中国古代革命的诛暴而非求权范畴。在法国大革命是诛暴还是求权革命的争论背后,是革命合法性观念于清末最后十年左右的转型：诛暴不再是革命师出有名的必备前提,求权也是发动正当革命的充分条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作为美好政治意象的贤君和仁政,无法再真正有效消弭革命声音,清廷失去了原先可收摄人心的护身符。这种革命合法性观念的变动,是理解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重要维度。     

法国大革命前公民意识的养成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人民群众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文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问题,而是从革命前法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探讨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积极参与"的近代公民意识发展到一个顶峰。即法国人的公民意识是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唤醒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启蒙思想孕育成为一种公民意识。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国际法思想不但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当代国际法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批判的方法来看待国际法。     

法国大革命中的恶——论近代历史上自由与民主的对话如何走决裂

民主制度也不确保自由的实现,民主只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失误在于,把手段当作了终极的目的,以至于多数人的暴政出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不意味着是一种“善”。国家的宪政建设仅仅诉诸民主工具主义的逻辑而缺乏对民主终极价值的关怀,民主和自由的分离便将导致恶的出现。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阶级烙印

阶级斗争学说的盛行使阶级对立分化意识具有普遍的接受群体。革命历史小说非常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提倡的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阶级立场。革命历史小说中无不显示着鲜明的阶级烙印,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承认自己的阶级属性,在作品中毫不讳饰自己的阶级感情,他们渴望用自己手中的笔再现本阶级革命事迹。他们的作品既可以被视为现实政治生活的浓缩,同时也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一度主宰了整个社会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的真实再现,是典型的阶级斗争哲学与政治伦理学的范本。     

论世纪末城市写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世纪末城市写实主义小说 ,指以 2 0世纪末城市生活为题材 ,以写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 ,表现市场经济对人类生活造成冲击 ,对大众精神意识形成影响的一些作品。城市写实主义小说既表现了人物身上中华民族传统性格的传承和冲决传统角色限制的失败 ,又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在人物身上的烙印。其中包括青年奋斗者的形象、小人物的悲哀、崇尚理性和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 ,以及对平民阶层生存能力的赞赏等。城市写实主义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的原因在于作品中公众的美学意愿、时代的要求和作家责任感的契合一致。无论是其清醒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原则、内蕴丰厚的人文主义关怀还是其独特的审美风格都基本契合了现阶段公众对文学的要求 ,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文学现象作更深一步的探讨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法国著名史学家克洛德·马佐里克教授访谈录

周立红(以下简称周):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们从您的家庭出身谈起.您在朱利安·卢夫里耶(Julien Louvrier)的访谈中这样说道:"我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平民家庭,祖辈几代都是农民,我对这样的家庭出身感到骄傲.因为它让我深深地感到扎根在了这个‘平民’的法兰西——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平民’的法兰西造成的……在我的直系尊亲属中,没有剥削者,没有拥护奴隶制的人,没有大贵族,没有特权阶级,没有投机商人.我继承了这样一份几乎无暇疵的遗产,这是福分!"[1](P30)我想知道是这个出身让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您对自己出身的表述?     

自由的定在——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理性思考中的国家观

黑格尔把自己青年时期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及其直接研究成果转化为理性的哲学体系,从其对法国大革命全面反思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看出:自由的定在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理性思考的一个典型意见.他不仅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进行了国家理论的重建,而且对国家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进行了自由理论的重建.在此基础上,个人自由与国家整体成为了绝对精神、世界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     

“城市的无冕之王”——论贵族地主在近代英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在近代英国城市的发展中,贵族地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凭借自己对城市土地的所有权进行各种规划和修建活动,一方面在城市中心区建设宫殿住宅,设计街道和广场,并修建市场、大厅和其他公共建筑物;另一方面,这些地主在城市周边地区修建住宅,推动城市不断向外扩张,由此推动了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近代郊区之兴起。英国贵族地主通过建筑租约机制与投机开发商合作,在保障双方最大限度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城市建设,成为近代英国城市中主要的规划者和组织者,成为＂城市的无冕之王＂。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阿伦特论革命与反革命——对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比较研究中的另一视角

本文主要依据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讨论了她所理解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那些创立了共和国的"革命者"是如何既出于"反革命"(压制或制止革命)的现实需要,又同时想不断挖掘出共和国本身就蕴藏着的"革命精神"(自由与创新精神)这二者间的矛盾的.区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比较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是阿伦特与托克维尔有关论述的重点;而本文作者的意图,不过是想通过厘清概念来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化而已.     

第一次“城市革命”与社会大分工

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是三次大分工产物的说法存在误区,城市的产生早于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现,更早于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此外在我国学术界盛行的三大分工理论存在一个明显地不足,就在于完全忽略了城乡分工和脑体劳动分工,特别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统治集团的脑力劳动贡献在三大分工理论的框架下被忽略了,在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不仅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而且从事社会管理的统治集团所起的作用更是重要。城市革命所带来的城乡分工和脑体劳动分工,较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更加广泛和深刻,正是这次社会大分工推动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巨大进步。     

都市扩张与城市英雄主义——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审美重构

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扩展产生了城市现实的"物化"以及人格的"异化",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虽能动摇城市的政治-经济宏大结构,却无法在根本上实现城市日常生活微观结构的革命,安顿人的精神.与之相比,发生在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城市英雄主义",则为城市个体在"物化"现实中重构现实、安顿自我开辟了一条审美重构之路.城市英雄主义是19世纪拿破仑精神的革命遗留,科学主义、凡俗世界与历史真实,是其对抗"物化"现实的三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