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派”与“体”之争

施蛰存致周楞伽楞伽先生道席: 三月八日手示敬承。《词学季刊》为实现已故龙榆生先生遗志而动议,经营已六七个月,最大的困难是“古籍”不能承受出版,至今未有出版处;至文稿编集,则粗有眉目。老辈虽若晨星,五六十岁尚有健者,不办此刊物,无以助其成就,故弟所注意者亦当兼及下一代,中国之大,岂无人哉?(中略)     

“派”“体”之争管见

读施、周二先生关于词的“派”和“体”之争的往来信,颇感兴趣,不能无言,现写数点意见于后。一、流派的众多,风格的多样,是宋词繁荣的重要标志。唐诗、宋词、元曲,前人都称其极盛,除了作家辈出、作品多而且佳外,流派的众多,风格的多样,亦为一重要标志。宋     

“学衡派”与五四时期文化新旧之争

本文就"传统与反传统"、"西化与伪西化"、"知识贵族与平民主义"等主题,讨论了"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观所作的批评。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

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以下简称《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他的门徒们纷纷对就业理论和政策进行解释、补充和修订,企图加以发展。后凯恩斯学派①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支派:一是以美国P·A·萨缪尔森、J·托     

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

一“两个剑桥之争”的由来和实质 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以下简称《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他的门徒们纷纷对就业理论和政策进行解释、补充和修订,企图加以发展.后凯恩斯学派①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支派:一是以美国P·A·萨缪尔森、J·托宾和R·索罗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是以英国J·罗宾逊、N·卡尔多、P·斯     

柏油与丛林

在亚马逊丛林中建设公路是世界上试图把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的最大胆尝试。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解释学与“古今之争”

古今之争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一场持续的运动。它由最初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转化为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促进了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由此对解释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解释学的发展可以说伴随着古今之争,其研究内容受到它的规定,从中引发出来的问题及其意义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深远的。     

果戈理与“自然派”

“自然派”是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特有的一个流派。它崛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果戈理是它的主要奠基人。 这个“自然派”的出现,改变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缓慢的形势。它不仅以强化批判为特质,且使诸多受苦受难的“小人物”成为文学注意的中心。这一特点的延伸,促使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从不同侧面敏锐地反映着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其题材的广泛、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强度,在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在十九世纪及其后来,都起着重大的影响。 这个“自然派”是怎样形成的,果戈理与它的关系,它的具体表现如何,都是值得探讨的,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活动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自然派”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西欧的法国和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发展,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相应出现,并迅     

“新月”派中有派

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论述新月派的时候,往往都过于笼统,仿佛新月派同仁是铁板一块,这似有一刀切的弊端;而“新月”理论家梁实秋曾在《忆新月》及后来的谈话中,又多次声言“新月没有派”,这话也不正确。在我看来,新月派同仁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没有派”,而是派中有派。新月派是由一些思想和艺术主张既有共通之点,而又不尽一致的同仁松散地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的社团和流派。我以为,仔细地对“新月”的派中之派进行区分,有助于对它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续完)

五生产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只求就业在水平上之量的增长,还要求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配置凯恩斯就业理论和政策的主旨在于: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扩大就业,达到充分就业的境界。同时,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就业增加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增加,投资成为增大就业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些论点方面,论战双方没有多大分歧。在这里,分歧主要在于究竟要扩大什么样的就业。这就是,在扩大就业这个问题上,究竟是不管就业之质的内容,只单纯追求就业之量的水平提高,还是不仅要增大就业的总量,而且更应该注重就业的质——在内容上的合理安排,即不仅要做到生产资源之量的充分利用,而且应该做到它们之质的合理配置。在政策运用方面,这种分歧就表现为:一方主张在做到就业之量的增大的同时,还应该通过投资社会化的政府管制,注意就业之质的合理安排,做到就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续完)

五生产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只求就业在水平上之量的增长,还要求就业在内容上之质的合理配置凯恩斯就业理论和政策的主旨在于: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弥补有效需求之不足,扩大就业,达到充分就业的境界.同时,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就业增加主要取决于投资的增加,投资成为增大就业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些论点方面,论战双方没有多大分歧.在这里,分歧主要在于究竟要扩大什么样的就业.这就是,在扩大就业这个问题上,究竟是不管就业之质的内容,只单纯追求就业之量的水平提高;还是不仅要增大就业的总量,而且更     

“桃梨之争”：翻译观差异与意气之争

朱湘、饶孟侃与王宗璠的＂桃梨之争＂,是翻译中＂原作中心论＂与＂读者中心论＂的交锋,给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同时,＂桃梨之争＂显现了长期被遗弃、被歧视、被认作低人一等,而又渴望被承认的朱湘对时代与社会的抗争、背离和仇视。     

“新写实”派还是“细节写真”派

现在谈论“新写实”小说的越来越多,而且把这一批小说称之为“新写实”似乎也已成定论。不过,细究起来,这个定论实在是很成问题的。对这一批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如刘恒、池莉、叶兆言、方方、刘震云、范小青等等,注意到他们的写实倾向并从理论上首先归纳为“回归”现实主义,我以为是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出来后开始的。后来这一类小说多起来,雷达的“回归”说不再被多数人所认同,遂有新写实的说法了。不过,有人对新写实小说的渊源推到了王安忆的《小鲍庄》,可见,新写实小说的说法其实和回归现实主义无大区别。     

“康德与费希特之争”初探

康德与费希特关于康德哲学之精神的争论,既根源于双方对“自我意识”概念的不同理解,更源于双方对“形而上学”和“科学”概念的不同理解,正是这种分歧构成康德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以及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不同之处。     

“古今之争”与美学现代性

"古今之争"对于美学现代性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是佩罗和丰特奈尔确立了艺术与科学的分界,从而初步论述了艺术的自律地位;其次是认识到了趣味的相对性,因而为现代人的创造性做了有力的辩护。美学现代性能够在18世纪最终确立,在此之前的"古今之争"功不可没。     

从“区域之争”到“文人之争”——《茉莉花》发源地之争“变味”发人深思

最近一段时间，沉寂多时的江苏民歌《茉莉花》发源地之争突然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7月24日，南方周末率先“发难”，以《“茉莉花”到底开在哪》为题，对《茉莉花》的发源地问题进行了探讨：9月1日，南京晨报又以《茉莉花到底是不是六合民歌》为题，再次进行炒作。六合方面紧急发表声明以正视听，年逾8旬的何仿老先生也不得不拖着病体出面澄清。     

“不派之派”的李少春

梅兰芳之後最重要的京剧演员是谁？这问题提得尖锐，因为这一个“最”字会把许多人难倒，又会让许多人感到踌躇。的确，如果没有“最”字，人们一张嘴就会说出一大片，答案会让人皆大欢喜．但这样的“皆大欢喜”没有力量，它不足以说明目前不景气的原因。所以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冒一冒风险，回答一下这个“最”字。“最”者，当是比梅兰芳晚一辈的文武老生李少春。梅、李早年曾经合演过《四郎探母》中的“坐宫”，梅那年30来岁，李也就是五六岁，穿著特制的小号戏装。他扮演的杨延辉坐不上椅子，於是就由检场的把他抱起来放到椅子上。观众…     

大小“屁股”之争

1969年,我和小木小徐下放到湘南零陵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晚上生产队开会,队长鹦鹉学舌似地传达公社指示:"上级指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每户只准各喂两只;菜地收归队上统一种,每天分菜吃;各家各户的肥料(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