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中国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强化了原本就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人口流动带走了乡村大量的优质资源。该文利用1996—2011年数据,构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和人口流动的协整方程,得出: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城乡差异,而人口流动也扩大了城乡差距。因此,要构建引导城市资本、人才向农村流动的政策,以缩小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起的中国新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正在影响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改变。利用1996²011年数据,构建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家庭现金负担、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值等4个变量的协整方程,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是城乡间巨大流动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户现金支出负担是次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对农村地区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所期望的减缓城乡间人口流动的效果尚未显现。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了短期波动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改善城乡关系的对策。     

西方人口流动理论经典模型分析

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的理论描述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不相符,缺乏有效性。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流动做出了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两个模型进行分析,对我国协调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极大的启示。     

农民工代际差异及其养老保险探析

当今农民工群体内部已产生了代际分化,两代农民工存在文化、流动和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根据农民工代际差异,我们可以构建两代农民工流动影响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水池"模型,根据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分类—分流—统筹"思路,从人口、就业、基础养老金发放、新农保建设、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城乡统筹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对农民流动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从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一体化与农民流动的关系视角,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对农民流动意愿、流动能力、流动过程产生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加快小城镇化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总量和比例、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深化传统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的制度规定,创新城乡养老保障关系转续机制、推进养老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并轨和管理整合三个方面,提出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农民流动的路径选择.     

新城乡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等方面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这对克服当前城乡发展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运用空间社会学的新视角,结合"城市问题"和新城乡空间现象,在总结城乡空间研究新取向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困境。相关问题体现在城市空间扩展方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乡空间结构方面,城乡二元空间问题突出,空间结构关系失调;城乡空间关系方面,城乡居民分化明显,存在空间隔离现象。应通过城乡空间结构关系调整与重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体包括:变革城乡空间结构,使其由分割走向融合;激活城乡空间要素,使其从单向流动到双向自由流动;消除城乡空间界限,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化;加强城乡空间治理,确立空间新秩序。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与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进行剖析,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网络整体布局呈现不规则"六边形"结构,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地区线条密度逐渐稀疏,线条宽度逐渐缩窄,人口流动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流动数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不同层级网络空间形态呈现出不同特征;人口流动首位联系分析显示,众多省份的人口流向箭头指向广东,广东2000—2015年始终保持人口流入状态;西部内陆地区普遍呈现人口流出状态,东南沿海地区则成为其人口流入的首位联系对象;人口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显示,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三种网络结构无一例外均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省际人口的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侧面反映。     

产业升级、人口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估计方法对产业升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结构转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产业升级、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增强城乡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人口抚养比的提高以及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将伴随城乡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升级将伴随人口扶养比的提高和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增强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融合视角下人口迁徙制度改革探究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人口在城乡之间形成双向流动,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口迁徙制度进行改革。文章总结了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的成都西部片区在推动人口迁徙方面所做的探索与实践,分析了目前城乡人口迁徙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推进城乡人口迁徙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从制度上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带着财产权落户;明确新村民可享受和获得的各项权利;加强城乡一体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打破从居住证到户籍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推进基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之关系论析

一定的户籍制度总是与一定的土地制度相适应。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具有生成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共同性,二者共同起着控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实现户籍平等、迁徙自由,但土地集体所有是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宗旨的制度性障碍。土地集体所有使农村形成一个个集体利益共同体,户籍是确定集体利益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导致人口在农村的横向流动与城市向农村的纵向流动不可能。故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实行联动,可以通过重新界定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范围实现城乡户籍的平等与双向流动。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失业——关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思考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引入了城市就业概率的概念,认为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迁入城市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决定与城市就业概率或失业率.他解释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不能解释的传统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现象并存的问题.本文根据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理论,分析了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失业造成的巨大冲击,提出在发展城市工业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发展农村经济对解决城乡就业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内蒙古牧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内蒙古草原牧民主要依赖简单畜牧业生产方式获得收入,收入来源单一且增长不稳定。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牧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畜牧业投资比重及牧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与牧民收入增长正相关,而非农业人口比重则与牧民收入增长负相关。因此,通过城镇化来减少牧民的数量不能带来牧民收入的增长,必须以畜牧业产业链的理念来调整牧区产业结构,同时加大投资力度及牧民专项技能素质培训与开发,实现牧民收入稳定持续增长。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人口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社会变迁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游牧人口、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化的推进使伊朗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出现快速城市化的现象。但是人口的流动加剧了伊朗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最终伊朗社会呈现出现代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模型

通过辨析人口流动模型中的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的关键分歧,即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是如何决定的,可以解释为什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没有显著提高中国农民的收入,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为什么没有导致农业劳动者在城市中的大量失业等问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转型中保留的城乡间的存量体制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城乡二元体制的转换可能因为城市部门缺乏激励而陷入停滞。     

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关键问题与治理策略研究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已经进入"注重贫困退出与强化减贫成效维持与增进"的巩固提升阶段。准确把握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阶段性特征,深刻剖析精准扶贫进程中"手段目标化、局部系统替代、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流动贫困人口管理接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等关键问题,藉此提出巩固提升阶段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优化策略:准确把握精准扶贫政策蕴含,创新全域扶贫理念;开展生产力布局空间重构,顺畅资源跨域空间传导,注重要素流动增益;关注脱贫人口适应期生计风险防范,注重内生动力激发,健全长远生计保障;厘清城乡贫困关联,推进城乡贫困人口协同治理;坚持改革创新与机制完善,健全绩效考核评估机制,提高扶贫开发整体水平。     

要素流动视角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症结与突破

构建要素自由交互与平等交流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基于要素流动视角,发现劳动力要素双向流动梗阻、土地要素流动城乡有别、资本要素双向流动动力不足以及数据信息要素交换传递不畅是影响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的症结.因此,需要以新思维,寻求新突破,以城乡一元化思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双循环"为抓手,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以县域城镇化为重点,完善城乡要素统一市场.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的困境与出路

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经验表明:从儿童期的"留守"到青壮年期的"流动"再到老年期的"留守",一代代"留守者"与"流动者"都无法走出循环的困境;困境存在的原因有农村发展滞后、小城镇无"乐业"条件、大中城市无"安居"条件、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农民自身能力的限制等等;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健全社会保障政策之际,还需重视社会工作的介入。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瓶颈及化解路径生成——基于新型城镇化思维导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其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现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标志着乡村居民在经济状况、政治权利、文化生活、心理适应等层面上向城市居民的蜕变。现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掣肘: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缺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匮缺。因此,主观上要求流动群体自我提升以适应新型市民身份,客观上要求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