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接受视野下的苏轼“崇陶”与“和陶”

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追慕在陶学接受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价比苏轼之前任何人对陶渊明的评价都要高,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超过了他对其他任何一位诗人的推崇,除了屡发赞陶之声,苏轼还创作了一百多首“和陶诗”,显示出对陶渊明诗歌成就的高度认同和师法追慕.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试论苏武的“和陶诗”

苏轼的一生曲折而坎坷,晚年贬窜岭南,是他政治生涯中颇为不幸的一段。在这期间,苏轼虽贫病婴身,居无定所,但仍写了400余首诗。在这些作品中“和陶诗”约占1/3,是我们研究东坡晚年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人生哲理、艺水追求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对“和陶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作些探索,并进而寻究“和陶诗”出现的政治气侯和社会背景,诗人特定的内心活动与特殊的艺术追求,这对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苏轼或许不无裨益。谬误之处,识者匡之。 一 苏轼最初写“和陶诗”是他在扬州知军州任时,据诗人所述是“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之际,但他真正“尽和陶诗”,却在贬岭南后。这些“和陶诗”内容十分复杂,涉及面也很广泛,把握起来难度较大;倘换一角     

雏凤试声,几声清亮几声拙--对苏轼南行诗的考察

南行诗是苏轼最早的诗歌创作,既记录了苏轼对沿途景致和风物人情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也表现了苏轼在凭吊历史遗迹时的深刻反思,还呈现着青年苏轼对现实社会热切而兼幼稚的关注。从诗歌表现艺术的角度考察,南行诗昭示出苏轼诗歌创作若干特征的端倪,也显露了他在诗歌创作初起阶段的稚嫩和不足。南行诗对于苏轼诗歌创作的练笔作用应该得到肯定。     

“老来曾识渊明”——辛弃疾学陶浅说

宋代文人自苏轼以来,和陶、拟陶,蔚成风气。苏轼不仅有多达百首的和陶诗,而且以词隐括、化用陶诗,这直接影响了南宋词坛。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闲居江西上饶和铅山期间,也酷爱晋末诗人陶渊明。他曾经“读渊明诗,不能去手”(《鹧鸪天》序);还常常“细和陶诗”,聊以解怀。辛弃疾拉杂引用陶涛的词,有五十首左右,这远远胜过他驱遣其他任何一个诗人,如庄、屈、李、杜的典故。辛弃疾是一位“金戈铁马”的英雄,他的词以“悲壮激烈”(《宋史·本传》)著称。辛弃疾学陶、引陶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试论苏轼和陶诗

苏轼是一个勇于革新创造的诗人,在他的一生中,他为他的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立下了许多带首创性质的勋业。这里我想谈他的和陶诗。苏轼的和陶诗共四卷,一百零九首(施注苏和陶诗共一百二十二首)。这在历代诗人的唱和诗中确实是个创纪录的数字。那么,苏轼的和陶诗究竟有何价值?应该如何评价?过去评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涉及较少,因此本文愿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读者。     

诗体与诗情的互动——论苏轼“和陶诗”在文体史上的意义

于苏轼个人而言,"和陶诗"是东坡先生贬谪之后寓居儋州时期生命体验的抒写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于文体发展而言,"和陶诗"不仅使酬唱这种原本主要是发生在同时代人之间的行为转变为追和古人,由此拓展了唱和诗酬唱对象的古今界限,而且使得原本在前代颇为流行的"拟陶""效陶"二体渐趋衰弱,乃至后世少有人作。东坡先生正是深谙诗歌本出于己,诗情是诗体的内核,而诗体本身是对诗情的兴发与节制,所以能无碍于次韵这一被他人斥为"枷锁"的诗歌创作法则,创作出深刻影响后世的"和陶诗"。苏轼选择次韵酬唱这一具有严格规定性的文体创作"和陶诗",与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抒写自然情感的文学观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朱熹慕陶析论

朱熹是崇慕陶渊明的典型。陶渊明淡泊名利,超然于名利之上,同时又有浓厚的儒学修养,恪守儒家人伦道德,经历困厄而坚贞不屈,这受到了朱熹极力赏识。基于特殊的诗学观和审美倾向,朱熹崇尚以自然诗风为尚的陶诗,并提出了将陶诗作为“诗之根本准则”的主张,他在任上寻访陶渊明遗迹,并作咏陶诗歌咏之。出于对陶诗的热爱,朱熹在诗歌创作中模仿陶诗,表现出陶诗影响下的自然之风,且屡次化用陶诗,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朱熹对陶渊明的推崇既有传承又有突破,在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黄庭坚的《薄酒丑妇》歌

黄庭坚（１０４５～１１０５），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他善行、草书，楷书自成一家。他的书法为宋代四大家之一，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他出自苏轼门下，但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倡“脱胎换骨”和“点铁成金”。由于苏门的关系，他在政治和苏轼共进退，一再贬谪，坎坷的生涯激发出来的激情，使他写出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他的诗对诗坛产生过颇大的影响，并得到江西诗派领袖的地位。黄庭坚曾游历了我省襄垣的名山大川。在襄垣县凉楼（襄垣县古八景之一）挥毫…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论陶诗的风骨之美

关于陶渊明诗的风格,长期以来人们更多注重他平淡的一面,而对钟嵘所说的陶诗"又协左思风力"有所忽视,我们从陶渊明的思想经历、诗歌创作等方面对陶诗进行具体分析可知,陶诗中的确有一种风清骨峻、豪放有力的别样美.     

略谈苏轼艺术精神中的“反常合道”

苏轼在《书柳子厚渔翁诗》中提出过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意思是:诗歌创作应当追求“奇趣”,而“反常合道”就是“奇趣”。不难理解,所谓“反常”,是指要冲破常规,摆落俗套,出人意外;所谓“合道”,是指推陈出新、开拓创造,都要合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苏轼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文艺活动中创新意识的神髓。纵观苏轼一生的艺术创作,可以发现,他追求“反常合道”的“奇趣”,已不单单表现在诗歌上面,而是贯穿在其全部创作活动当中。     

论苏轼《和陶诗》仕与隐的思想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可谓"雄视百代",其诗在我国诗歌史上自成一体,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陶诗》是苏轼晚年贬谪期间艺术创作的精华,体现了苏轼仕与隐的思想。《和陶诗》标志着苏轼的创作风格由豪放恣肆转向冲淡平和。在对陶渊明诗歌继承、创新和传播方面,苏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陶渊明与苏轼饮酒诗比较

历史上陶渊明与苏轼都是与酒关系颇为密切的诗人,均创作了数量丰富的饮酒诗.这些饮酒诗既表现出相似的审美观,也有明显的不同.陶渊明以酒为诗,他的饮酒诗更多表现为对黑暗时代的退避,安守田园;苏轼因酒著诗,他的诗中有盛宋时代入世的矛盾与乐观,未能免于漂泊仕途.苏轼对陶诗有继承,他们的饮酒诗受到宗教思想影响,诗人在生活中安贫乐道,在酒与诗中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之境.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苏轼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首先，他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这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文艺观中的反映；其次，他主张诗贵传神，不仅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而且要在“超以象外”的远韵，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再次，他崇尚“天工与清新”，认为诗要有率真的感情、清新的意境，这一审美原则的渊源是庄子“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

在宋人注宋诗中,宋人所作的苏轼和陶诗注本现存可见的多达四种,其中保存在韩国由南宋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就有三种。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和陶诗宋注是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卷四十二两卷,施注采取了李善注《文选》的方式,注重典故的勾稽,但亦能结合当时的时事笺释坡诗。其最大的价值在于题下注,对和陶诗的背景及涉及的人物进行详细介绍。傅共著《东坡和陶诗解》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苏轼和陶诗注本。傅注不但进行校勘,解释典故,而且还能结合注者本人亲自踏访东坡生前遗迹之经历来注诗。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以解意见胜,其阐释受到了朱子学的影响。蔡正孙《和陶诗话》是现存最早的苏轼和陶诗研究专书,其注释主要集中在和陶诗创作背景的介绍、和陶诗典故的补注,以及和陶诗诗意的阐发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献价值。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苏轼和陶诗系年考辨

苏轼晚年,独好渊明,并立言要尽和陶诗。在考证苏轼和陶诗具体数目的基础上,兼采苏诗各注家之心得,对苏轼和陶诗加以系年考辨,旨在更加具体、系统地还原苏轼和陶诗的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