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真”与“露迹”──小说叙述模式的两种选择

“逼真”与“露迹”──小说叙述模式的两种选择杨钧一自从佛斯特提出“叙述观点是小说中的独有问题。”①这一重要观点之后，小说的叙述模式与叙述角度等问题遂成为美学家们关注的理论焦点。大家都试图通过对叙述的方式与技巧的考察与揭示来逐步解开小说家们利用叙述主体...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叙事成规:金圣叹的"文法"理论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从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观点等方面,总结出了小说叙事的诸多“文法”,这些“叙事成规”与当代叙事学理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小说叙事艺术独立性、自足性的认识,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理论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     

小说创作与名誉权侵害

小说创作与名誉权侵害刘尔明小说是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情节和环境的叙述描写,反映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虚构、艺术想象、典型化是其主要创作特点。小说分类众说纷纭,但依据“是否虚构”把小说分为两类——小说与“非虚构小说”,为司法界与文学界...     

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

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理论以小说与现实的“象征性”关系为立足点,以小说的艺术形式革新为核心内容,要求小说必须从叙述结构、叙述人称、叙述视角诸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充分调动读者的参与意识,以适应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表现一个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在本质上更加客观真实的世界,具有很强的创新实验性质。     

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论"五四"日记体小说的叙述方式

日记体小说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并在“五四”前后形成一股创作热潮。“五四”日记体小说作为“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具有独特的叙述方式:它的叙述主体是“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提供了反理性、反常规的审视角度;它以人物的情绪脉络为结构,是“片断中倾吐的心灵絮语”;它的叙述时间是“此在中体验的进行时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生活;它以“封闭中内省的我———我自诉”为聚焦方式,给予隐秘灵魂最深切的观照。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现代主义小说叙述对性格逻辑的背离

作为小说三要素之一的人物从来没有在现代主义小说中消失 ,消失的只是传统人物观推崇的推动人物行动的性格逻辑。在现代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的比照中 ,可见出以表现“主观”意旨为主的现代主义小说叙述背离性格逻辑的必然性 ;将现代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小说做以比照 ,则强调了现代主义小说表现“主观”意旨的特殊之处 ,进而证明了现代主义小说叙述背离性格逻辑的原因所在     

张爱玲、王安忆叙述中的经济话题

经济话题是都市小说的一种特殊叙述形态,是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以经济话题剖析人物心理,揭示人物的生存状态,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并为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情”。这些都与那些表现家族、伦理的乡村小说构成对比。     

双重聚焦：《额尔古纳河右岸》叙事视角探析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主要是指叙述者“我”在回顾性叙述中会交替使用“叙述自我”视角和“经验自我”视角。小说通过这两者在两个叙述层中的转换和交叉使用使整个故事在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相互补充中完成对于叙述者“我”的心灵成长史和鄂温克民族的百年兴衰史的叙述。双重聚焦的使用既使小说对于现代性弊端的反思得以强化,同时又丰富了该小说的审美形态。     

《陈小手》的叙述策略

汪曾祺的微型小说《陈小手》，其成功之处在于叙述策略运用的非常独到。小说运用了３／５的篇幅进行叙述，形成了“叙述板块”，并善于在暗色调的叙述板块中点缀亮丽，用以打破散文式叙述带来的接受过程中的沉闷与单调。其写法自由散漫，事件是呈放射性的时空延展，颇具散文的味道。其中对于情节的叙述则呈现为“克制性的叙述”，用以揭示深层次的民族反思与批判的内涵。     

五四与古典传统叙述资源的隐与显--文革期初版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之叙述资源分析

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主要采取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资源,而表面上放弃甚至屏蔽了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传统,但其叙述者隐身抒情、半开放式大团圆结局等叙述手段又与五四小说家引进的现代小说叙述资源有着深刻的同构关系。这种古典传统与现代性资源的结合,可以说是以科学、解放为主旨的现代性被移植在前现代性的古老传统之上的写照。饱受古典传统浸染的人们以为自己走向了“现代”,其实走向的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元小说的类型及小说的认知自觉

元小说的“自反性”并不是对某具体叙述行为的反思,而是对叙述的认知过程的反思。任何小说都可能有元意识,但是只有当元叙述部分打破常规设定的时候,元叙述才因引起注意而被推向前台。因元叙述部分和故事部分的纪实性和虚构性的不同搭配,元小说可分为纪实型叙述、讽喻型叙述、暴露型叙述、游戏型叙述四类,前两类被视为常规叙述,后两类被视为元小说。元小说是小说认知转向的结果,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元小说不仅建构可能世界和虚构世界,而且建构自身。它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关注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认知模式。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巴金《复仇》的叙事结构分析

巴金的小说《复仇》以其独特的叙述风格和写作手法,讲述了一个由“幸福”这一话题所引发的故事.小说的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叙述焦距与叙述视角,都有值得研究之处.从这些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重叙述空间在这篇小说中的独特性.     

沙汀小说的叙述方式

中国小说观念、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是经过了晚清以来的蕴酿渐变,到“五四”时期发生质变而基本完成的。“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小说,虽然也从传统小说母体中吸收了某些营养,但从基本格局到叙述方式,主要还是接受外来影响。在够得上“现代”意义的我国现代小说里,不仅完全摈弃了章回体的格局和说书人的俗套,叙述方式也不只是对叙述对象的被动适应(同一叙述对象,以不同方式叙述,效果大不一样),而成为作家自觉主动的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更富有意味和个性的一种艺术传达方式。沙汀虽然不是了不起的文体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真正称得上文体家的,除鲁迅以外,为世所公认的实在不多),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还是相当“现代化”的,他对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是相当成熟老练、灵活多样而富于创造性的。     

借鉴与融汇──初论电影的非独特审美元素

电影对“它种艺术”的借鉴与融汇：（一）电影与戏剧。电影的“看”是戏剧的“看”的延伸与发展．电影借鉴了戏剧的“冲突”性因素。（二）电影与小说。在语言、动作和冲突形式（叙述形态）上，电影与小说的关系较为密切。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结构及功能

叙事结构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独具匠心的结构安排,体现了该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是叙事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叙事佳作。该部小说采用叙述分层的方式建构文本,富有技巧地展现了整个故事。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该小说遵循季节的循环,同时又调整时间的速度和顺序,带有现代小说的非线形发展的特征。另外,小说中空间上“东部”与“西部”、“东卵”与“西卵”、“纽约”与“灰堆”的对立构成超越地理意义的隐喻,揭示和深化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