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载有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石楼赋》.该赋通过对石楼山风光景物的描写,赞扬了恩师李瀚的品质、人格与修养,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体,骈散相间,用韵自由,是一篇典型的文赋.《石楼赋》的发现表明,作为“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虽然提出过明晰的复古理论,但他在创作中并没有排斥六朝以后产生的新的文学体式,是一位观念较为通达的文学思想家和赋家.     

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世俗化审美价值构建

20世纪后期以来文学领域的世俗化审美进程,在两条线索上并行展开:一个是精英文学的平民化转向;另一个是通俗文学的大众化演变。媒介文化将大众审美精神注入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审美实践中,生成了文学世俗化审美的价值和观念体系。在历史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实践用传统通俗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开道,用通俗文学的元文学性和文学源流关系来论证文学世俗化审美的文学本质意义。在现实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以对世俗生活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与传统世俗文学不同的超越性。媒介文化在文化品质、文本生成和主体关系等方面,构建了新的文学世俗审美面貌和文学世俗审美精神。     

汉家气魄自我肯定的形式——汉赋形式的审美意味论纲

一定的文学形式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在改造自然和自身的漫长历史行程中主客体统一的审美意味,因而它比个别的文学作品也就必然地含有更深厚、更久远的历史内蕴。纵观中国文学史,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赋与诗总是走着大体上同步对应的发展行程:汉赋与汉乐府、东汉小赋与文人五言诗、俳赋与讲求声律的六朝诗、律赋与律诗、文赋与词;另一现象自汉至清,历代有成就的文学家大都从少年开始进行读赋、写赋的艰苦练习,接受赋体文学是形式的陶冶,培养把握汉语的特殊表现功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的技巧。因此,探讨汉赋形式的审美意味,其意义也就远非止于汉赋本身、远非止于汉朝一代的审美理想。     

以“入世”精神担当社会责任——从新写实小说论当代社会价值观的建设

新写实小说展现世俗化的生活,“为生存”的写作姿态取代了“为人生”的文学追求,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生活的批判和审视,体现出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与屈从。而在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新写实小说宣扬的世俗价值观越来越大行其道。我们应该审视和批判新写实小说透露出来的世俗主义价值观,以“入世”的精神积极建设我们当代社会传递正能量、发挥动力作用的社会价值观。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赋学研究的新领域——池万兴教授《六朝抒情小赋概论》述评

201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池万兴教授的学术专著《六朝抒情小赋概论》.该专著的出版表明了作者在深度探索赋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且填补了当下赋学、尤其是六朝抒情小赋研究的空白.《六朝抒情小赋概论》不仅为当代多视野、多学科综合研究赋体文学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颇有启示.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沈约辞赋简论

沈约辞赋简论林家骊“赋”这种体裁，起始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荀卿和屈子，大盛于两汉，演变递进于魏晋六朝，至唐变成律赋，至宋又成抒情小赋。六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辞赋这种纯正的文学体裁就相当地受到重视。一个作者的文学水平，往往既要看他作诗的水平，又要...     

中国古典山水诗"形似"论探析

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的普遍自觉带来了山水诗的勃兴,而在当时造型艺术以形传神和赋体文学铺采?文的影响下,初创时期的山水诗以对山水外在形貌的摹写为美学追求。与此同时,诗论家们以“模山范水”、“巧言切状”的“形似”、“巧似”作为山水诗创作的理论总结,而唐代王昌龄的“物境”论则强调的是一种主观感受中的“形似”,并将“形似”提高到了“境”的美学高度。     

"歌"与"诵"、"造篇"与"诵古"——秦汉赋诗形态的演化

本文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对“不歌而诵谓之赋”的传统定义提出商榷,并考证了在春秋赋诗活动中,赋、歌、诵的本义,指出赋是诗的表达行为的总名,诗可歌可诵,所以赋义兼歌诵。歌与诵两种形式因为表现的主体和对象相同,在语义层面和某些特定场合下也可以相通。根据“赋”在汉代的语义拓展,我们考察了秦汉间从赋诗到辞赋创作文学形态的演化轨迹。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西汉前期世风的世俗化原因探析

西汉前期的世风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特点。形成此世风的主要原因有：汉初土地制度造就的小农经济,为人们世俗化追求提供了物质基础;黄老思想是世风世俗化的内在精神动力;命运与现实利益的不确定性,是人们世俗化追求的直接原因;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社会成员沉湎于对世俗生活地追求。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论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及其审美创造

从宗教艺术发展史看，宗教的神圣与现实的世俗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宗教艺术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常通过艺术的描写达到谐调一致。宗教艺术的世俗化体现了人类快乐的基本木能及其对欲望的追求；民间的世俗意识也深深影响到宗教艺术的世俗化，如宗教艺术与民间节日、风俗的相结合，宗教故事在民间产生的变异等等，使宗教艺术得到“俗”的改造；宗教艺术的审美造造也仍然采用世俗的方式来进行，世俗化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宗教艺术美学效果与宗教效果的创造。     

明朝庶吉士制度与馆课赋

明朝庶吉士制度是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创设的制度,自永乐时专属翰林院,经过不断发展,到万历时已完全成熟和完善。此制度虽然在选才方面有弊端,却意外刺激了文学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在庶吉士馆课制度下,产生了馆课文学,馆课赋是其中之一。七子复古派"唐无赋"的主张对明朝辞赋影响很大,赋艺上"祖骚宗汉""不废六朝",而在馆课赋中仍"祖骚宗汉",并无对六朝骈赋的模拟。明朝后期,反复古派对唐律赋、宋文赋的关注渗透到馆课赋中,在骚体赋和汉赋体之外,出现了一些律赋,而复古派在馆课赋中也有律赋创作。在赋学领域,两派并非畛域分明。     

“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上的唯美追求

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中国六朝时期抒情骈体赋的代表作品。文中的精华部分“十愿十悲”,在抒情和构思两个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唯美追求:在抒情上追求一种具有心理美学特征的审悲快感;在构思上,呈现出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以及为文意推波助澜的补笔。     

辽金佛教研究（专题讨论）——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魏晋六朝赋中戏剧型式对话的转变

魏晋六朝赋中戏剧型式对话的转变［美］苏瑞隆以主客之间的问答或者辩论作为文章的开端，是汉赋传统中早已成立的文学形式。《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即以“对问”及“设论”区分文类；刘勰更在其《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汉赋的特色乃在：“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     

先唐俗赋与其他文体的互为接受

各种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影响与互为接受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无论是在同一时期,还是经历了朝更代迭的不同时期,各体文学作品都在题材、语言、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互为接受与影响。前人曾指出“赋兼众体”,近人亦言“赋”介于诗、文之间。俗赋源自民间,肇始于先秦,明显受到当时民间“谐隐”风俗和“客主问答”通俗文艺形式的影响。汉代民间乐府与俗赋之间的互为接受就更为多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俳谐文俗赋化颇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