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经济、资源系统发展水平及协调性评价

本文对南京市经济、资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性进行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综合发展水平,建立了系统协调性评价模型.基于南京市经济、资源系统的1985-2004年的数据资料,对南京市经济、资源系统进行了评价分析,这对南京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基于耦合理论的经济——环境系统影响因子协调性分析

运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环境系统中影响因子的协调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多目标灰色层次分析法计算经济环境发展的综合指数,基于耦合理论探讨环境承载力影响因子的协调程度,建立了区域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度模型;并以西安为例对环境承载力影响因子的协调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     

区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发展协调度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选取反映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状况的20项指标因子,构建了反映区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新疆南北疆各自区域的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综合效益、复合系统发展水平以及区域协调度。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统计评价

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利润、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效率提升为数字金融系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融资产品创新、交易机制、信息供给、数据治理等便利性服务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分别构建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加权法计算了数字金融综合评价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利用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和分析了二者的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从时间演化上看,2011—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中度失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主导发展类型也经历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型—数字金融主导型—同步型”的发展轨迹。从省际差异上看,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为东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的发展态势。     

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物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区域经济、科技创新和物流产业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三个子系统及综合发展指数,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借助灰色GM(1,1)预测模型预测2019—2025年中国耦合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物流产业三个子系统指数与综合评价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存在同向性;三系统耦合度高,但耦合协调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空间差异性,耦合协调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随着时间推移,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扩大;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现空间正向相关关系,且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预测2019—2025年中国耦合协调度缓慢增长,预计到2025年中国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接近步入勉强协调阶段。     

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的综合评价

针对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的综合评价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两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分别从"战略驱动"和"差异驱动"两个角度对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的水平进行评价,并根据两种视角下计算的各省域经济竞争力的评价结果确定各省域经济竞争力所处的水平区域。最后,对2016-2017年中国31个省域的经济竞争力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到若干关于中国省域经济竞争力水平的结论。     

城市综合发展的水平评价、时空格局与类型识别

文章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综合发展指数（UCDI）,评价中国城市发展水平,通过计算2010—2018年、2010—2014年及2014—2018年三个阶段UCDI平均变化率,探究中国城市收缩/扩张的时空格局,并对城市的收缩/扩张类型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全国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各维度增速变动各异。另外,UCDI空间分布具有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特征。2010—2018年,综合、经济和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收缩城市均有1个,人口收缩型城市最多,经济扩张型城市最多,没有人口扩张型城市。从城市收缩/扩张的时空演变格局来看,收缩现象愈加明显,扩张城市迅速减少。东北地区收缩最严重,且已开始在全国蔓延,而扩张型城市在全国零散分布。类型识别方面,单维及双维收缩型与扩张型城市占主体,人口对城市综合收缩的驱动力最大,而经济是城市综合扩张的主导因素。另外,东北地区收缩类型最多样化,中西部地区扩张类型最多样化。     

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3E系统协调度评价研究

"十二五"时期既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转变经济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环境与公众健康的重要阶段,这都需要以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协调发展为保证。因此,在典型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建立3E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并利用其对中国29个省市区的3E系统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价,实证结果表明:河北、广东等13个省市区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北京、上海等16个省市区呈轻度失调状态。     

陕西调整空间结构综合评价分析

陕西空间结构调整与空间分布秩序反映的是陕西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发展和增长的综合能力.并由经济、资源、社会、环境等子系统构成,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和有机组合,形成综合竞争力.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综合环境污染水平指标,运用1991--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创新性地通过因子分析法,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均呈“N型”,但地区之间正处于不同的阶段,东部地区的综合环境污染水平随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综合环境污染水平随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来自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资源禀赋效应和环保规制效应。     

武汉城市圈城市发展水平与差异研究

文章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在建立城市发展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对2009年武汉城市圈内9个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探求其内在原因。研究揭示了城市圈内的城市发展水平,同时,对外开放水平、经济与产业结构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关联度较高,可能是圈域城市差异化的集中表现和存在的内在原因。     

低碳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评价

文章在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出经济环境因子、技术因子和自然禀赋因子,利用三个因子的贡献率作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权重,计算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海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

从基础发展、产业结构、科教发展和可持续四个方面对2001-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测度,结果发现:地区海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作用因素不尽相同;广东、上海和山东三个地区的海洋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在样本期间内交替领先,同时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变化各有特点;东部区域现阶段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而南部区域主要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拉动海洋经济。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坚持正确政绩观认真修订完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

国家级开发区综合环境评价体系是国家商务部对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做出的综合评价。自1999年运行以来，综合评价体系根据国家方针政策以及开发区发展变化进行了数次修订和完善，最新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八个大类（即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经营成本、人力资源及供给、社会及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环境、管理体制建设、发展与效率）共88项指标。     

基尼系数的拓展:中国地区发展差异分析

文章认为,基尼系数不仅可以衡量收入差异,而且可以用来测量市场开放度、科技发展水平、消费观念、经济增长水平及教育水平差异程度.为此,文章在计算各项指标基尼系数和综合差异得分的基础上,对中国地区发展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基本结论为:中国地区发展综合差异呈迅速缩小之势,并呈相对平稳态势,但人均GDP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度及教育水平的差异一直处于高位运行,而消费观念差异与综合差异变化趋于一致.     

创业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6个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实证考察了创业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提升可以显著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不过,创业质量提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收入分配公平性。最后,在各种效应综合影响下,创业质量显著提升了综合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期,决策者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通过高质量创业带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此外,决策者也要注重完善产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避免新创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影响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水平统计测度

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筛选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均随时间推移而持续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呈现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南>大西北的空间分异特征;数字创新与实体创新是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基于综合排放净化视角的中国省域经济与环境状况分析

环境问题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产生,它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的实现。研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现状是有针对性的实施环境政策的基础。综合考虑了污染排放、污染治理与环境自净能力三项指标,对各省份当前经济与环境状况的差异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差异造成的原因。     

基于AHP的安徽省经济-环境-能源协调发展能力的测度与评价

本文收集了安徽省近十年（1997-2006）“经济、环境与能源”的相关数据,并构建安徽省经济、环境与能源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系统层次结构评价模型,根据AHP评价结果计算各系统间的协调度,对安徽省历年的经济、环境与能源的协调发展能力进行测度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