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斗米道及张鲁政权

张陵赴蜀地创立了五斗米道,其孙张鲁嗣教后,继续传播并发展壮大了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张鲁降曹后,五斗米道中上层首领受曹魏的收买,由于获得统治者的允许与支持,使五斗米道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并逐渐向上层社会发展,转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士族道教。     

张鲁汉中政权辖地辨

对张鲁汉中政权的辖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所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地市,以及四川东北部边缘地带、湖北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其中陕西汉中、安康两地区乃其统治的核心地域。陈寿《三国志》所说张鲁"雄据巴、汉",太过简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且有夸大其辞的嫌疑。     

试析辛亥年琼崖政局的嬗变

辛亥革命初时,琼崖政局几经嬗变：１．琼崖兵备道刘永滇背清改旗易帜。２．在海南辛亥革命高涨时,革命党人委派林格兰赴琼接管政权,未果;但逼使刘永滇离职出走。３．刘永滇出走后范云梯接任;琼人推举赵仕槐为安抚使,以武力接权,给封建残存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最后,几经曲折的斗争,近代海南终于进入了民主革命的新时期     

张鲁北迁及五斗米道的发展与影响

东汉末年的张鲁北迁,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五斗米道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并逐渐向上层社会发展,转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士族道教.同时又造成五斗米道内部思想上组织上的分化,营造出新道书、新道派产生的环境,开启南北朝天师道之变革,从而为完成原始民间宗教向官方正统宗教嬗变、蔚成道教正宗奠定了基础.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

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孔融之死与汉末政治

孔融之死,一方面是汉末清流派和浊流派的斗争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末文人之士“好名成癖”,而没有切实的政治建树;第三,显示了汉末清流派的不懂权变,不合时宜,已落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论张邦昌“伪楚”政权及其影响

通过对两宋之交的张邦昌“伪楚”政权的考察,认为金人扶植张邦昌建立傀儡政权绝非偶然;张邦昌的登位确系金人胁迫．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12世纪初期的南宋政局及宋金关系。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恐慌、混乱是导致汉末战乱乃至中央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华北、江东、巴蜀迥然各异的地理环境是三国局面形成的基础。三国军事成败中,地理环境是一重要影响因素,诸葛亮利用秦岭山地地势交通险阻的特征成功地阻挡曹魏铁骑于秦岭以北,使蜀汉国祚延续半个世纪;孙吴长于水战,因而能有赤壁、夷陵之胜;曹操长于平原作战而疏于山地用兵,故有汉中之败和放弃西进征蜀这一战略失误。三国兵家对地理形势的利用得当与否,有时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汉末三国时期频繁爆发的疾疫不仅对赤壁之战等战役有重大影响,也直接促成了天师道等民间宗教的诞生与盛行。     

汉末三国的游学

汉末三国,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然向学之人仍为学而东奔西走.本文对此期的游学情况加以探讨,论述了游学者的概况,介绍了各地为发展文化而有计划地组织人员游学的情况,并探讨了游学大潮中出现为名利奔波的现象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弊端,对游学者的目的地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游学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曹操“唯才是举”与汉末“综核名实”

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非特限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而为自己集团选拔人才,也非特仅如陈寅恪先生之所论,欲摧毁“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而为寒族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建立新秩序、新信仰。笔者以为,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亦且还有针对汉末社会礼崩乐坏、上下失序之政治现实,及综核名实、矫正士风、整新吏治之作用目的在。因而笔者将前述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财政危机与晚宋政局

晚宋时期财政危机不仅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是全局的、带根本性的统治危机。晚宋政府为了扭转这种危险局面,不能不讲求理财的良方,采取措施来挽救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本文探讨了晚宋朝廷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措施,即经界一推排一自实法,公田法,打算法,节用,称提,集中财权等六项,讨论了上述措施实行的原因、过程及效果。笔者进而就财政危机与南宋灭亡的关系提出个人看法,不同意学界关于财政到南宋末年已彻底崩溃的观点,认为南宋灭亡主要是输在政治上,而不是财力上。     

清末留学活动与辛亥政局

清末留学热潮兴起,缘于“师夷之长技”之深化。留学问题的提出、有关制度的建立,回国后的任用都是清廷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社会重大变革。作为晚清社会政治近代化的构成,留学活动无疑对此期政局影响甚大。留学生群体成为晚清最为重要的社会变数,也是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及怎样发生的主要因素。     

晚清清流与同光政局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传统。作为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之时出现的一股试图“起蔽振衰”的舆论力量，清流的出现往往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会对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等诸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晚清清流也是如此。它是在同光年间民族危机严重、封建政治腐败、统治集团斗争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其纠举弹劾、图谋变革的言行也给同光两朝的内政外交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     

汉末三国魂瓶图案民俗意蕴探微

魂瓶是汉末三国时期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之一,是当时民间寄托某种期望的神圣场所和民俗文化空间.它的图案形象地的反映出当时灵魂信仰的演变过程,映射民间信仰与佛教的融合的现实轨迹,也表明佛教在汉末三国某些区域已相当流行并渗透到民众的灵魂世界和丧葬习俗.     

汉末风云人物——广陵人臧旻、臧洪述评

臧旻、臧洪父子是东汉淮扬地域出类拔萃的土著名士,且在汉末政局动荡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臧旻任职扬州刺史、使匈奴中郎将和丹阳、中山、太原太守等,是个＂有干事才＂、＂达于从政＂的＂良吏＂。臧洪任职广陵功曹、青州刺史、东郡太守,被时人誉为＂海内奇士＂,系＂缔谋伐董＂中＂为天下倡先＂的风云人物。这在两次党锢之后＂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的意识所淹没＂、＂群体自觉＂的精神向一己小天地回归的际遇中,所呈现出的＂个体自觉＂意识、弥足珍贵的＂气节＂和＂真精神＂,成为东汉政权长期＂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个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