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

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和译经、著述及思想学说等许多方面,而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则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与鼎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与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适应统一的社会在文化上的需要而出现的。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     

心为文字之性--永明延寿判教原则的语言哲学分析

本文主要从语言哲学角度论述了宋初高僧永明延寿“立心为宗”的判教原则,重点分析了延寿理论中“心”的能指义与“文字”的隐喻义。作者认为,伴随着宋初禅宗的“语言学转向”,基于禅宗立场的佛教判教理论得到了发展,相对于隋唐判教从意/言关系角度对“说”法圆融高下的判释,延寿判教突出了心与文字的本末结构关系,故其在融通禅教关系的同时亦将阅读“文字”的意义凸显出来。延寿的思想在很大程度激发了宋代禅僧对文字的兴趣。     

净土宗的思想探析

经过原始佛教净土思想的萌芽、小乘佛教时期的弥勒信仰到大乘佛教时期净土思想的弘扬使净土思想在印度已经发展成熟,但净土宗的创立是在中国,它是由昙鸾、道绰及善导而完成的。本文主要根据时间为明线,判教为暗线来论述其思想的发生、发展和创立。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三义全殊，一法无别——宗密以《华严经》为究竟的华严禅判教思想

“华严禅”首先表现为由宗密开创的一种以“深必该浅、浅不至深”的方式融摄佛教相宗、空宗与性宗之“教三种”,以及北宗禅、牛头禅、荷泽禅等“禅三宗”,同时彰显《华严经》为别教一乘“圆顿教”的判教方法。这种判教法进一步融摄儒、道思想,为唐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所以“华严禅”更进一步表现为一种以“真实了义”差等融摄多元元素的方法论。宗密的“华严禅”判教法最早辨析了大乘佛教相宗、空宗与性宗的三系差异,其禅教扶会的判教思想既有客观正确的内容,也有牵强的成分。“华严禅”作为一种差等融摄的方法论,对后世的中国佛教发展,乃至宋明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简论地论师的判教思想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精研《地论》而知名的僧人。被称为地论师。地论师的代表人物慧光立渐、顿、圆三教与因缘宗、假名宗、诳相宗、常宗等四宗判教思想;在此基础上。自轨立五宗、耆阉立六宗等判教思想。地论师的判教思想,对于华严宗的创立,中国化佛教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SSCI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简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清代前期,因五台山独特的地理优势,博大而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五台山藏传佛教渐至鼎盛。清初诸帝多次巡幸五台山;蒙藏高僧频繁朝拜;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僧人人数迅猛增加;寺院管理制度日趋完善,为清初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柳宗元的墨学观

唐代思想解放,诸子学说重兴,沉寂多年的墨学亦受到重视,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墨学做过研究。柳宗元曾辩墨、佛之优劣,提出“墨不如佛”,又曾就墨学流传加以研究。柳宗元“儒佛同道”、“墨不如佛”诸论的出现,既受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儒家学术传统的影响,又与彼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术背景相关联。     

"临川四梦"与汤显祖后期思想的转变

汤显祖作为明代中后期的戏曲作家,他的思想有同时代人的特点--儒、释、道三者合一;但是这三者在他身上无法融合在一起,而是随时叠现,这也是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看他的"临川四梦"的时候,会发现作品中有很多矛盾之处的原因.     

批判·汲取·消融——从儒对佛的批判看儒对佛的消融

儒佛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儒学从伦理道德、王道政治等经验层面对佛教进行批判的同时,汲取佛教精华,重新发掘、解读儒家经典,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从形上的高度揭示佛学的缺弱,为时人提供了不弱于佛教的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和形上关怀,进而消融佛学,形成了宋明理学的繁荣局面.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

今年是清王朝覆亡一百周年,对于1912年2月清王朝结束这样一个大事件,应当放到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中去审视事件的前因后果,观察各种现象的相互关联和长远影响,即放到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全过程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启示.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终究未有能挽救灭亡命运?主要是其中存在着三大致命的弱点:一是“表不治本”;二是“缓不济急”;三是“势不可为”.清王朝的覆亡是一个朝代的终结,更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中国社会由此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除了表现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方面外,最主要的标志是宣告了旧轨的结束和新路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