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自治秩序——以近代以来中国商会自治规则为例

近代以来中国商会的自治活动,为民间社会由集权走向分权,由善政走向善治,提供了制度变迁契机.在这个目前尚在行进的制度变迁中,虽然受到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的约束,但是具有转型特色的自治秩序正在形成.近代以来中国商会在会员规则、会董规则、监督规则等自治表达上的变迁,以及在选举规则、议事规则、公断规则等自治实践上的变迁,虽然有过断裂,但一经承续,就又开始形成一定的以秩序为依归的制度均衡,为转型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源.     

论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码头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以上海、武汉及重庆为例

明清时期,上海、武汉及重庆等长江沿岸主要码头城市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力量逐渐加强,由此在社会治理层面呈现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共存的特点。外生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下的衙门、保甲及团练等行政管理制度;内生法秩序体现为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阶层及行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管理的制度。这些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管理与社会自治,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导向,呈现出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博弈的状态。城市自治的本质是维护封建威权统治,弥补官治之不足,没有深层次的触及民主与分权。当今,政府需要在简政放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着力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自治发展与治理方式的转变。     

联省自治运动与政治转型之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联邦主义的宪政统一运动,其实质是最终实现中国由帝国而宪政的民主转型。但是,与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相比,联邦论在中国形成了语境错置和语义倒置,地方自治的阙失和民主意识的匮乏,联省自治运动与中国政制传统形成了强烈的抵牾,宪政制度的创新并未带来宪政建构进步,反而形成了转型困境。联邦制的分权功能难抵大一统的集权功能,难以完成中国的政治整合。联邦制最后成为被放弃的历史选择。     

联省自治运动与民主转型之困境

联省自治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追求联邦主义的宪政统一运动,其实质是最终实现中国由帝国而宪政的民主转型。但是与美国等典型联邦制国家相比,联邦论在中国形成了语境错置和语义倒置,地方自治的阙失和民主意识的匮乏,联省自治运动与中国政制传统形成强烈的抵牾,宪政制度的创新并未带来宪政建构进步,反而形成转型困境。联邦制的分权功能难抵大一统的集权功能,难以完成中国的政治整合。联邦制最后成为被放弃的历史选择。     

论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演变历程

西学东渐和内忧外患催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问题,民国时期的地方治理陷入一种民族和民主相互纠缠的怪圈,从绅士自治到双规共治的转向不仅彰显了民国地方治理过程中民主共和理念逐步让位于民族民生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且揭示出民国地方治理由分权让利到集权独裁的政治逻辑。传统政治与西方思想在特殊的时空交错中产生了复杂的冲突、融合与变异,并深刻影响了民国后期的政治走向。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报刊舆论视野下的湖南联省自治运动——以吴佩孚和赵恒惕政争为中心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派系政争激烈,以报刊为媒介公开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实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奇观.直皖战争后,联省自治运动,盛极一时.赵恒惕与吴佩孚围绕自治展开激烈政争,并将其公诸报刊舆论,扩大影响,造势赢势.双方对自治的心态变化随着时势所转移,凸显以自治谋私的一面.联省自治背后蕴含着集权和分权、省宪和国宪的博弈,透过二...     

论中国封建社会多元一体的羁縻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又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或半自治的(册封)封国制和羁縻府州(土司)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既打破民族间的隔阂与分裂状态,也是中国各民族日益统一的政治基础。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新兴行业行政规制的正当性与界限——基于打车软件行业的现实主义观察

新兴行业基于社会利益需求而产生,在意思自治的法律空间里成长。由于新兴行业冲击原有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秩序,由此引发行政规制。从打车软件行业行政规制的过程可知,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规制具有内在正当性,但这种规制不可避免具有负外部性,很可能影响乘客整体利益的实现,阻碍社会新兴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这种行政规制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基于行政法治思想,新兴行业行政规制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注重法律依据、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规制必须平衡考量新兴行业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达成两者平衡,促使新兴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行政诉权的保障

中国少数民族行政诉权保障,对确认少数民族公民价值、法律地位、权利本位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行政诉讼法对少数民族行政诉权保障提供了法律基础。实践表明近年中国少数民族行政诉权保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当前仍陷实践困境,必须寻求改革路径。     

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功能

司法作为一个国家法律系统的有机组织部分,所具有的司法自治力、司法说服力和司法确定力,集中反映司法在法律生活中的信用程度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与认可程度。司法公信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社会主体的规则意识和秩序形态,对法律权威的实现和扩展、法治意识的培育与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建构具有积极的意义。     

社会自治之合法性困境——兼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社会治理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社会在自治过程中因受权能之限制不可避免导致其在身份、权力与行为上面临合法性困境。政府有必要通过双重负责、法制导向、民事合作、选择性限制等方式引导并监督社会合法行使自治权力,并为其权力之行使与能力之增长提供所需的伸展空间。     

债法现代化与商业化

社会商业化加剧引发的债法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民商法影响深远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先后卷入其中,对各自的传统债法进行局部或整体的修正。欧盟范围内的私法一体化运动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同步进行,最终的结果尚不可知,但已有的法律文件或研究文献预设了欧洲债法发展的道路。中国债法的发展必然会跟进世界债法发展的趋势,即将制定的中国民法典必须在法律观念、具体制度设计和法典架构规划方面,形成清晰的判断。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机制——以H市H工作室为例

社会组织公共性是指社会组织在维护组织成员利益、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的行为与理念。通过对H市H工作室公共性的生长历程考察,梳理出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公共性生长的两种机制——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在社会组织的萌发、生长及成熟各阶段,政治权力分别以“父爱主义者”、“强制者”以及“扶持者”等多个面孔及多重治理逻辑来推动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产。而社会组织则会采取依附、合作和博弈等多重自主性的行动策略来拓展其自身的公共性。然而,政治营造与社会自主相互耦合催生出的社会组织公共性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如社会组织公共性的不完整性、两重性、有限性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卷化带来的公共性再生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