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战国秦汉间的文学之士——对早期儒者民间活动的一种历史考察

儒学集团中侧重经典传授的一派在战国秦汉三百年间,俯身草泽、切磋文字、传道授业、守先待后.儒学在汉代初年的崛起,与儒家学派中的文学之士坚守民间教育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儒家在创始初期即有“用世”与“传道”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传道”一派以子夏为代表,注重经典教育,在民间从事以教育为职业的传经活动.战国秦汉之间被称为“文学”或者“文学之士”的一批学者即是专以经学传播为职业的.文学之士的传统起源于子夏,但不必限于子夏后学.文学之士的主要特征是子夏学派开启的传授经典文献的教育活动.文学经生坚守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原则,他们对于从政非常谨慎,尤其对于为了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择手段保持极大的警惕性.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就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无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能够满足读者的期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利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红色经典”文学审美的文化性解读

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特定文化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除了诠释革命理想、弘扬社会主旋律,融合展现出了解放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意味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综合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审美意义.通过研究“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代的文化体制及社会审美文化,从由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语言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其所表现出的审美文化,进一步挖掘“红色经典”文学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性.     

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经典流变

在中国,文学经典危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各具时代特点,另一方面,各阶段的文学经典危机话语又互为交织.“五四”文学革命以启蒙救亡为中心掀起了除旧革新的第一次经典重估;建国后为配合国家政治需要,以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为中心自上而下进行了第二次经典重估;80年代后期出于对文革“拔乱反正”之文化需求,“重写文学史”拉开了第三次经典重估的序幕;而90年代前期出现的“大师重排座次”等事件则表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众声喧哗”的第四次经典重估.通过回溯四次文学经典危机,追古烁今,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研究提供一条历史线索.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教学改革

在消费主义意识影响下，文学经典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使文学经典重现魅力，重获活力，首先要与“狼”共舞，在大众文化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两级寻求价值互补；其次是用审美标准统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教学；最后是重新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在文学经典教学中体现当下关怀与创新追求。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并重的和谐教育模式思考——从斯诺“两种文化”的论说谈起

斯诺(C.P. Snow)于1959年在英国发表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指出当时英国社会中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隔阂与互不理解,呼吁社会重拾人文和科学并举的文化态度,目的是鼓励人们在教育领域采取积极行动.文化与教育本是紧密联系的关联领域,文学文化氛围对浮躁或功利化教育现象有抑制和改造作用,斯诺的观点对当前中国大学教育有可借鉴之处.通过引证现代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提出大学教育向培养崇尚文学和科学两大精神的和谐教育模式转变的途径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