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中庸注》的诠释特色

号称今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在注释《中庸》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具有鲜明的古文经学特色;而且注重引用五行说、谶纬说和公羊说以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鲜明的今文经学特色,成为兼采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在《中庸》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周礼》郑玄注中的汉代凭信

郑玄在注解《周礼》时,采用了古今制度对比的方式,即用汉代相同或者相似的制度来比况《周礼》中的制度。这种注经的方法,既达到了使学者读懂《周礼》的目的,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汉代制度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有很多与汉代的凭信有关,它们不仅包括皇帝和高级官吏使用的凭信,而且包括普通人民使用的凭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这些有关汉代凭信的资料还可以和其他史籍中的材料相互印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郑玄《论语注》文体特征论

汉代是古代《论语》诠释的第一次高峰。然汉代的《论语》诠释文本唐代以后大多亡佚。20世纪以来,从敦煌和新疆吐鲁番发现了一批郑注《论语》的唐写本残卷,这为科学客观地分析郑玄《论语》诠释的文体特征提供了有利条件。郑玄《论语注》主要运用叙述、说明的表达方式和总分结构、并列结构的呈现方法,形成了短小简要、通俗易懂的文本特征,为汉代《论语》诠释从章句体向传注体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古代《论语》诠释史和经学诠释文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关于郑玄《论语注》的几个问题

<论语注>是郑玄晚年之作,成书于以三<礼>为中心的学问体系完成之后.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校之以<古论>而为之注.五代以后,该书逐渐亡佚.南宋以后,则连残本也见不到了.为了恢复郑玄<论语注>的原貌,自南宋王应麟始,惠栋、丁杰、孔广林、王谟、陈鱣、黄奭、宋翔凤、臧庸、马国翰、袁钧、龙璋等人都曾据前人所引之断章残句加以辑佚.但终因史料缺乏,综合所辑亦不足原书什一.不过,值得欣慰的是,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多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为研究郑玄<论语注>提供了颇具史料价值的物证.     

经与注的互文性研究

注与经的互文,是主体、文本(经、注)、语境、媒介(语言)之间互动的结果。注对经的阐述的过程是"注生我经"的过程。注释的过程是与经文对话的过程,也是经文证明自身、显现自身的过程。注与经的互文具体体现在:字词的本义、语境义,句、篇章的本义、语境义上。注与经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互助关系,体现为注对经的依赖,又是对经的创造。注具有双向性,既指向经文,又指向读者;既是对经的理解,又是对读者的了解。注意味着阅读,每一种注都一定会表明重读历史、重新书写历史的可能性。每一种注意味着经文被重新唤醒,并注入当时的新的生机。     

郑玄的方言研究

继西汉扬雄《方言》以后，东汉的学者比较多地注意到了各个地方活的语言。在他们的著作中，已有对于当时各种方言事实的描写和记载，如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学者们的传往之中，如王选的《楚辞章句》，郑玄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乳记注》，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访》，高诱的《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东汉学者注释古书，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释雅以俗，释古以今。”‘’油于东汉后期正处于魏晋时代的前夕，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虽然仍然以词汇研究为其主要对象，但是已经非常留意音韵…     

北魏郑玄易学研究

北魏初期,儒学地位不高,卜筮之风盛行,郑玄易学并没有成为官方主流思想.崔浩推行汉化.推行儒家学说,不过此时官方采纳的学说更多的是崔浩个人的学说,郑玄易学仍然不是主流.直到孝文帝改革之后,随着儒学的全面繁荣,郑玄易学才成为构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民间也出现了郑玄易学传播的盛况.应该说,所谓的"北学"在北魏中后期才真正形成气候,郑玄易学也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

两汉经学《论语》主要有四大注经特色:其一、思想内容上,秉承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传统,尚仁义,崇道德,讲教化,重修身。其二、治学风格上,汉注偏重训诂解经。其三、汉儒基于元气论及其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学说,局限于儒家伦理现象的表层和浅层次的道德说教而就事论事;其四、汉儒仅限于人伦现象的表层,注重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尤重讲礼制及其沿革、多记载一些历史掌故。通过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之研究,可以透视两汉经学思想的复杂性。     

郑玄《礼记注》随文释义的语境研究

郑玄《礼记注》运用语境理论的实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一、《礼记注》随文释义的方法,主要包括;（１）根据辞例释义;（２）根据语义搭配和语法组合关系释义;（３）根据语用释义;（４）根据文意照应释义。二、郑玄随文释义显示了语境的多种功能：（１）对词义的制约功能;（２）对词义的解释功能;（３）对词义的生成功能。     

郑玄与《戒子益恩书》

两汉是我国古代家教的萌芽时期。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通过对自己生命历程的阐述和人生经验的总结,从道德、学业、生活等方面对后代提出了期望与要求。其中不乏为学的宝贵经验、为人的高德懿行和为父的深情厚望,堪称后世为学、为人、教子的良好借鉴。     

礼经郑注“馔要方”图释

郑玄注《士昏礼》《特牲礼》云“馔要方”,意谓馔食要为方正之形。后世学者释“要方”,或以为正方形,或以为长方形,或以为梭子方形,或以为“要方”乃大判之辞。其间是非,既关食器尺寸、馔法,又关筵席长短与宫室广狭。不明馔法,则昏礼夫妇同牢误为六俎;不论筵席长短,则公食礼之宾馔必出于席外;不考宫室广狭,则特牲礼户内四馔难以安放。明馔法,定尺寸,考宫室,则于郑氏“馔要方”之旨,可以得其要领焉。     

试论郑玄、朱熹三《礼》学体系

在汉宋礼学思想史上,郑玄和朱熹的礼学体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玄精心构建了以《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体系,而朱熹却反对以《周礼》为经礼,主张《仪礼》是礼经和本经。郑玄的三《礼》统摄诸经,影响极其深远。朱熹注重学人研习《仪礼》,其《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以后的学术和社会都有着深远影响。与郑玄礼学重文本不同,朱熹礼学更重礼义的创发,其对《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诠释最见其礼理双彰的礼学思想特色。     

南宋唐仲友的经制思想

儒家学者唐仲友的经制思想不仅表现为一个重在经史和制度考证的学术形态,也对南宋高宗、孝宗朝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就学思传统而言,它主要表现出对王安石新学与程氏洛学的反思和吸收,其精神特质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观念体系上则涵括了道德形上学基础、治道和治法三个层次,后两者构成其主体。长远来看,他可以视作近世儒家经世思想中治法派的先驱之一。     

郑玄对“比兴”论的阐释与发展

郑玄在《毛传》基础上的理论阐释,以及对周代诗人艺术实践的理性观照,丰富了比兴论的内涵,赋予它以经典性形态,使这一理论范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最具活力的构成部分。     

论陆羽《茶经》的美学思想

陆羽既是唐代“吴中诗派”的重要成员 ,又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茶圣”。他的《茶经》既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巨著 ,也是在中国茶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将茶学精神与美学精神相结合的重要历史文献 ,具有开创性、转折性和示范性的意义 ,在茶文化的研究中极具价值。陆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首先明确地将食用茶转变为饮用茶 ,从而也将食茶的实用性转变为品茶的审美性 ,并进而从审美角度论述了品茶过程中色、香、味、形等方面的具体形态 ;他在煮茶之水、饮茶之度、烹茶之火等方面又较突出地体现出了传统的“中和之美”的观念。毫无疑问 ,这一切都与他诗人与茶学家的双重身份有关。     

郑玄的出现：永元改革与汉代学术形态之变迁

东汉中后期出现的马融、郑玄等人的经注,为后世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以经学注疏为主导的学术形态,正是形成于此时。若要了解这一时期学术演进的动因,不能仅仅关注平面的制度设置,还应深入汉王朝的行政实践,辨析行政运作与学术形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汉王朝的行政实践中,用于选拔官员的策问制度,对经学发展尤其具有影响力。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的策问改革,因此就显得特别关键。这项改革是汉章帝时期崇尚古学学风的自然延续,其重视章句、家法的改革,推动了古学的流行,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学术形态:其一是经书文本开始标准化;其二,新型的小章句形式的经注开始流行;其三,经注开始注重内在统一性和体系性。与此同时,小章句形式的经注书籍促进了新的经典学习方式的成熟,通过独立阅读注本来研读经典。许多经注书籍因其完备性而开始突破门派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并逐渐经典化。这或许就是郑玄那一代人因何出现的部分原因。     

论思想政治工作量的体系

思想政治工作是质和量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量是一个体系,它由思想政治工作起始量、过程量、结果量、成果量所组成。思想政治工作起始量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基础量、启动量;过程量包括思想政治工作规模量、状态量、结构量和主导量;结果量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成本、职能履行结果量、任务完成结果量、目标达成结果量、环境影响量;成果量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效果量、效益量。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