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20世纪20年代话剧探索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田汉开始了他的上海时光,田汉和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现代都市文化对田汉实验话剧的接受、租界体制下南国社话剧运动的开展、移民城市中流浪漂泊的波西米亚风格、左翼浪潮下话剧探索的现实转向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对田汉早期话剧探索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田汉在上海时期的话剧创作与活动,也为中国早期话剧中浪漫感伤与客观写实风格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     

论日本戏剧对田汉的影响

田汉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所从事的戏剧运动,都有日本戏剧及文艺思潮的重要影响。田汉的戏剧形式得益于秋田雨雀、菊池宽等剧作家。田汉所推崇的"新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则源于厨川白村,表现了"灵的极致"与"人类之爱"。田汉所从事的戏剧运动,则受到了坪内逍遥领导的文艺协会的影响。     

田汉早期剧作的古典戏曲因素

田汉早期剧作深染西方近代新浪漫主义感伤唯美格调,但中国古典戏曲及其理论对田汉的影响更为内在。田汉与传统戏曲及艺人有深厚渊源,其早期剧作深得剧作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用意象营造意境、以淡化情节连缀剧作审美主体的心灵写意性,形成田汉早期剧作浓重的"诗情化"创作特征。     

宋初“晚唐体”新论

"晚唐体"概念至今无定论,大致有两个层面,一为时间层面,即真正晚唐时期的诗作;一为风格层面,即学习晚唐诗风的诗作。宋初"晚唐体"属第二类。其五律效法贾岛、姚合,七律效法许浑、郑谷。宋初"晚唐体"诗人分为入仕诗人及隐逸诗人两部分,入仕诗人诗风呈现典型的晚唐体特征,隐逸诗人则情况复杂。北宋诗论中尚无风格层面的"晚唐体"概念,魏野、林逋也未被当做"晚唐体"诗人。因此,对"晚唐体"的定义,应考虑时代、诗体及诗人群体的差异。     

论“庾信体”与“杜工部体”的内在联系

"庾信体"与"杜工部体"在写作手法与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着紧密联系,具体表现为语言风格多样且以"清新"和"老成"为主;语句精炼,笔力苍劲,叙事传情达意极具表现力;内涵深厚,情感低沉,风格悲凉慷慨与凄清冷寂;体裁形式工稳,对古今体诗的形势发展有重要贡献。     

“舌尖体”的超常搭配及语体风格特点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第二季播出后,在全国掀起一股舌尖热,"舌尖体"语言更加规范,而且更灵活运用超常搭配手法和多种语体风格杂揉,体现了一种语言的美感。本文研究"舌尖体"的超常搭配和语体风格特点。     

韵文体刚健风格与柔婉风格的计算研究

本文通过计算分析的方法,以"解剖麻雀"的形式对相同题材内容的文本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系统地描写出韵文体刚健与柔婉两种言语风格在修辞特征上的具体形态。同时,在此基础上推衍出韵文体刚健风格和柔婉风格建构的三条基本原则。文章以科学的形态指明两种言语表现风格的基本特征,也与前此言语风格研究"印象式"的非科学研究模式划清了界线。     

重温“银色的梦”:田汉早期电影观

田汉早期的电影视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它把电影当做是“白日梦”,强调它“宣泄苦闷”的抒情功能。与同时出现的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电影观——“影戏规”相比,田汉早期电影视对电影艺术本体的认识更为深入,对电影形态的把握交加准确,风格鲜明,从而在不少方面在当时表现出一定的“先锋性”。     

田汉创作《关汉卿》的潜在动因之我见

田汉创作<关汉卿>的潜在意识乃是塑造文人的伟岸形象,为知识分子立言,寄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人格情操、价值理念的肯定;也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信任、至诚相待的真情缺失性体验.因为田汉有关汉卿的"敢写"精神,才会写出这样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论《文心雕龙》之“定势”

"情"、"体"、"势"是《文心雕龙.定势》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情"囊括了创作主体的创作目的和思想情感;"体"则涵盖了文章和文体的形式及其特征;"势"则不仅是文章体裁、体式和风格的综合,同时也昭示了形成文体、文章风格的必然趋势。"情"沟通了"体"与"势"。针对"讹势"而发的"定势",不仅是对齐梁诡巧文风的批评,也为后世文学创作确立了文学创作的规范和要求,而"师古"是"定势"的重要策略和途径。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论汉末儒学衰微与文体的变革

汉末各种文体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规律,几种主要的文体发展并不平衡,有的甚至出现文风反向逆动的情况,它们与儒学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

两汉文化形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新道学与新儒学机制的先后重建,最终定格于新儒学,改变了秦王朝非儒学的集权文化和秦以前个体自由的多元文化形态。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与文学的冲突,本质是教化与娱乐的冲突,前者的政治性不排斥后者的寓教化于娱乐;而其融合取决于文人习惯角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化,使散文不是在改造文化,而是在适应文化。在这一背景之下,两汉的历史、政论和学术散文的风格都发生着变化,或从自由灵动归于古雅骈偶,或从华美归于质朴等,共同构成两汉散文的景观。     

略论汉文帝的开明思想和作风

汉文帝刘恒其个人思想和作风,史家较少论及。刘恒受命于汉初民生凋弊之时,励精图治,表现出卓有个性的思想和作风。他以农为本,以民为先;节俭治国,力戒奢糜;从谏如流,闻过则喜;严于律己,勤于自责;力主禅让,倡导选举;移风易俗,改革丧仪。这些思想和作风,要比与其同时期的秦皇汉武卓越得多,至今仍闪耀着开明的光辉。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汉民族宗教信仰品格：“形散”而“神聚”

宗教信仰品格是我独创的概念,意指经过长期演化,群体在宗教信仰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质与风格。“形散”而“神聚”是汉民族宗教信仰品格的主要特征。在宗教信仰形式选择上,汉民族坚持实践理性、崇尚灵活变通,在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信仰之间自由出入、游刃有余;基础核心信仰坚持一以贯之、相对明确集中,“敬天法祖”始终是汉民族宗教信仰的主线。     

试论韩愈散文名篇中的语言语势

韩愈散文的语言语势具有理充气盛，严密雄辩、奔放有力的特质，在这种语言的表象下面潜在的韩愈精神个性——直面中唐社会的危难，以文学力挽儒家集权社会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