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舍则两从,两守则两病--耿定向与李贽"论道相左"新解

李贽是人们熟知的明末进步思想家,其著述对当时的“道学家”作过尖锐批判,因此与李贽有过激烈争辩的耿定向就被视为反动“卫道士”的代表。其实这种以李贽的是非为是非的判断失之简单,耿、李“论道相左”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都因“斗争哲学”的影响而有扭曲和夸大之处。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建安诸子后期心态探析

建安诸子后期的许多作品充满了孤独苦闷的情调 ,表现了作家心态的另一面。这种心态的形成与前期动荡生活留下的阴影、个人理想无法全部实现、曹氏兄弟之争及诸子个性有关。     

李贽《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上的独特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李贽的思想及性格与魏晋风度一脉相承而又同中有异。李贽一生酷嗜《世说新语》,并曾做过评点,其晚年编撰的《初潭集》一书,又采录《世说新语》近800条,其中180余条有评点。然李贽却称《初潭集》为"儒书",无论体例还是思想旨趣,均与其他"世说体"小说不同,反映了晚年李贽虽然行止狂狷,本质上仍是一心系孔门的儒家士人。《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乃至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无疑值得重新审视。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逃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最终的无聊和最后的坚守——鲁迅临终前心态之剖析

1936年鲁迅临终之前,卷入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在这场最后的纠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剖析鲁迅临终前的心态。他不仅反对周扬等人借组织力量推行"国防文学"口号的专制作风,也和倡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胡风等人在思想上有明显差异。鲁迅洞悉了口号之争的无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拼尽生命的余力来抗争,来坚守自我的主体性。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近代文化心态论

本文认为,古代文化心态是相对稳定的,现代文化心态是变动不居的,而近代文化心态则介乎二者之间——一方面,立足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一方面,着眼于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西方文化“看齐”,因而变中又有不变,一切的变与不变之物如此地意味深长。将死方生之际新旧交替的文化蜕变期,产生了近代文化心态:立足于遗传与变异的重构本能。它不同于古代文化似水的中和心境,又不象新文化运动如火的实践意志,生命本能的紧张与冲动,使这文化的低谷带反而显现出生命力的异彩,富于崇高感的精神魅力。限于篇幅,本文侧重谈近代文学观念中的文化心态。     

秦观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心态

流寓雷州是秦观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人至老境,心境惨然,在累受迁谪、颠沛流离中遭遇的种种人生苦劫与世间无常皆寓之于诗文。秦观流寓雷州诗文的情感心态极其纠结,遍历幻灭、痛悔、苦闷、消释、暂憩、不甘等种种,而最终达于平复与超脱。这批作品浑朴苍劲,尽脱铅华,是秦观晚年灵魂纠结与超脱的最本真的写照。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船山于朱熹李贽“理欲之辩”之辨正及其价值摭论

朱熹与李贽的理欲之争,可规约为内外之辨:朱熹以士大夫的视域,以理制欲,涵养身心,向内复礼去欲;李贽以百姓的立场,否认"理"的神圣性,批判了朱熹的道德严格主义,向外逐欲。船山在延续了朱熹存理去欲的传统,对李贽的理欲观有些许承继的基础上,以内外交养之道,自内及外辨正朱熹理欲对垒,亦由外而内辨正李贽理欲混同,集朱熹、李贽理欲观之大成。时至今日,船山之理欲观,于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依旧有其时效性与生命力。     

西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

西汉景武之世的河间学术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从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重要学术集团。因儒学长期被压抑,河间以官方的身份高举“六艺”,广招学士,吸引大批儒者前来,风云际会,相互激荡,遂形成了河间学术的盛况;同时, 可能还有汉景帝朝出于国家向礼乐文治转变的长远考虑而给予的支持。而游学河间的“俊雄众儒”,除所熟知的毛公、贯公外,董仲舒、孔安国等可能也到了河间。由于河间与武帝朝从建国方略、礼乐政策、帝位之争等方面都存在很深的矛盾,遂遭到武帝朝的打压,在这个过程中河间出现了今学和古学的分化。这种分化,恰恰反映了朝政的路线之争;后世学者不追宗溯源,遂坠入今古文之争的误区。河间与汉武帝朝的矛盾最终以献王的死为消解,而河间学术也随之而消散。     

中西方文学批评的心态层次比较

美国著名哲学家关森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人和西方人两种不同的心态理论。他认为,西方人主要是一种Wonder心态(好奇、探究)而中国人主要是一种Concern心态(关怀、顾念)。心态的差别造成了中国和西方迥然不同的宇宙观和情趣各殊的文化潮流。在Wonder心境中,主客体不但是分离的,而且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只是在Wonder心境寂灭和终止时才完结。由于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距离,使客体具备了“招引”主     

中国古代文人的孤独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文人们在其作品中所展示的价值取向、心灵历程和人生追求给后代读者带来了有益的思索。其中文人的孤独心态就是令我们正襟危坐、肃然面对的话题之一。心态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内在心理建构和生活态度,所以首先应当明确,孤独不是孤僻。孤独是文化意义上的,     

批判性思维关于辩论论题的基本观点

文中分别考察中国、希腊和印度先哲们对辩论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其研究的一致结论:辩论的两个论题具矛盾关系.这是包括学术辩论在内的一切辩论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密切关注这一性质及其决定的辩论的原则和方法,是正确地进行辩论和思想的必要保证.     

论《中山狼传》和《中山狼》杂剧并非讽刺李梦阳——兼论《中山狼传》之作者及李梦阳同康海、王九思之关系

一、通过对《中山狼传》版本的比较 ,而认为最完备的马中锡之作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 ,其寓意当指忘恩负义之人 ,刺李之说当属附会 ;二、康、王及其他人均写有《中山狼》杂剧 ,康、王之作与李无关 ,二人同李晚年关系尚好 ,李晚年并未负林俊。     

“‘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南安市人民政府和麻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 2000年 5月 28日至 3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韩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及各方人士 60余人。 　　大会在学会会长张建业教授主持下，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李贽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著作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加深对李贽的研究，这对我们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学者各抒己见…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逸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论金庸笔下的隐士形象

金庸作品中有大量的隐士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1)历经曲折离奇最后悄然离去;(2)由隐居生活到入世然后再出世;(3)"半隐".金庸主要是通过类型化的背景人物烘托、对人物孤独心境的开掘和表现等手法来塑造众多的隐士形象的.如此反复地经营此类形象,这和作者的人生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金庸是孤独的,而孤独是一种心理失衡.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金庸把内心的孤独成功地转向了利己(道家的全身保身),使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