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比较研究

在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对二者进行比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继承与发展。本文系统的阐述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进行了的异同分析,并从三个方面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出现差异的原因作了辨析。     

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述论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有过一段曲折的演变历程。他们曾是师生 ,是同志 ,后来因为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这两位历史巨人的际会和交往 ,与近代中国的时代风云密切相关 ,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     

陈独秀在我党历史上的功过

如何全面评价陈独秀?历来说法不一。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后期有过错而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前期的革命活动作过高的评价。“四人帮”横行时期,就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他描绘成蓄意伪装进步,趁机混入党内破坏革命的政治投机分子。这是一种既不严肃又不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从来不是绝对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作出了恰当的结论。毛泽东同志恰如其分地肯定了陈独秀前期活动,而对后期的严重错误痛加批判。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比较研究

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进行比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继承性和一贯性。这里,对此作一探讨。     

不同民族文化有无优劣之分?——以陈独秀、毛泽东、习近平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文化近百年的发展史上,陈独秀、毛泽东、习近平三人基于各自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具体国情,以及对文化特性和规律的不同理解,对不同民族文化有无优劣之分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独秀以文化的时代性否定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主张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习近平倡导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考察三者的中外文化观,不仅有助于把握他们各自文化理论的核心要义,更有助于洞悉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脉络。     

毛泽东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从关于纪念五四运动雕塑的争论说起

毛泽东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 "总司令",是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应该把陈独秀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     

毛泽东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从关于纪念五四运动雕塑的争论说起

毛泽东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是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应该把陈独秀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     

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工人运动,成绩最为突出。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党的三大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4月底,毛泽东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6月上旬,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参加了中共三大。此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转变。大会选举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这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不能错误地引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这是陈独秀1926年6月4日写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长期以来,这段话被史学界作为陈独秀在“中山舰”牢件后向蒋介石“妥协退让”,为其“开脱罪责”和反对毛泽东等人主张反蒋的重要罪证,而加以引用。我认为,这样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把这段话作为陈独秀反对毛泽东等人主张反蒋的重要罪证,是混淆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倒蒋”含义。陈独秀的这封信是针对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篇训话而写的。蒋在其训话中诬陷共产党“阴谋倒蒋”,说“当三月二十曰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就有一     

毛泽东关于汉代帝王评价述论

毛泽东熟读两汉史,关注并评论汉代帝王,不仅为现当代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们读懂毛泽东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与史家评论汉代帝王相比,毛泽东更注重论说两汉帝王为政之得失,注意以史为鉴,并用以指导现实政治。毛泽东对刘邦、刘彻、王莽、刘秀的评价,更多的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成败得失。从毛泽东评说历史人物的角度,我们可以了解其史学观念和文化性格,以及他在时代条件不同的情况下有所变化的历史视角和价值取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变的时期。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最终信奉了社会主义 ,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与五四运动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的思想转变首先是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这使他的人生目标与信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 ,他一步步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毛泽东早期体育哲学思想及其形成研究

1917年4月,年仅23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发表了著名的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论文提出了"体育关乎国运"的体育哲学思想。立志改造中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和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和列强侵略、政府腐败无能是毛泽东早期体育哲学思想形成的内因与外因。     

中共长沙早期组织创建的几个问题

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存在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从历史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材料中均能得到印证。长沙是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确定的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毛泽东则是陈独秀发展长沙组织的主要联络对象。上海发起组创建之际,毛泽东正身处上海,且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晤谈,这应是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参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并负有回长沙发展党组织的任务,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当在1920年6月间。毛泽东返湘后即从创办文化书社、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方面入手,积极投身到创建长沙早期组织的工作中,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当在1920年8月前后。     

毛泽东对孔子思想的吸取和发挥

孔夫子与毛泽东,中国古今两个伟大"圣人"。他们之间有何关联,论者众说纷纭。毛泽东对孔夫子的态度与评价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甚为复杂。总起来看,毛泽东对孔子取历史主义态度,充分肯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在批评孔子消极思想的同时,注意吸取孔子思想中有价值的因素,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毛泽东从孔子及儒家思想中吸取和发挥的主要内容有: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德治思想和人生修养论;中庸思想;教育思想;大同理想。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中共创建时期的张太雷与陈独秀

张太雷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的五四运动精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很大。当他完成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使者的使命归来时,已成为此期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的代表。在当时中共作出加入共产国际这个必要也是必然的抉择时,又给予陈独秀以热忱的帮助和影响,着力协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陈独秀也很看重张太雷,他们为完成党的创建工作而共同努力。     

中共早期领导人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之比较——以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的农民思想为例

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都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三者的农民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三者在对农民运动的总体认识、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农民的指导思想三个层面存在共识,三者的差异性体现在研究方法、理论运用及革命道路选择这三个主要区别上。比较和分析三者在农民思想方面的认识,可以引发对农民问题的现实思考,为当前农民的政治现代化、社会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等提供启示。     

论毛泽东的非理性因素

信念、信仰、意志、情感、幻想等非理性因素在毛泽东身上表现突出,对毛泽东的人生、事业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非理性因素使毛泽东成为个性鲜明的历史巨人,非理性因素对毛泽东的人生事业起着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毛泽东的非理性因素具有深厚的理性底蕴,研究毛泽东的非理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必需。     

近10年来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回顾

近10年来国内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特点是:学术会议未曾中断,学术刊物新有创办,一些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点被重点关注。研究的新成果主要有: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从实践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价值观、荣辱观进行了挖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对毛泽东后期的思想理论也有新的探索,并试图以新的视角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毛泽东的自由、平等思想进行了研究;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收获。从总体上看,国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及整个毛泽东思想与生平事业研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青年毛泽东注重社会调查的原因分析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确立了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这对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激发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定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信念;务实求真的文化传统强化了他重视社会调查的历史基础;良师的思想和品格铸造了他学以致用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品质;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是他重视社会调查的主观因素。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传统文化、良师引导、个人特质等方面是使毛泽东关心社会、注重社会调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