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     

智慧学视野中的《老子》——日本近世思想家海保青陵的老学

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其老庄之学也由来已久,并显示出自身的特色,海保青陵即是其代表之一。他把《老子》定位为“生智养慧”之书,并从《老子》的“有无”观入手加以诠释,认为“无”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并将“无”理解为智慧生成的前提和根据,把智慧的实质看作是“无为”,而作为“无为”之心术体现的“虚”“静”则是智慧生成的机制和方法。海保对《老子》的智慧学诠释,对发掘《老子》哲学的现代价值和当代老学研究有所启示。     

儒学之“本”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

美国哲学家安靖如的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基于有本的全球哲学观念,在伦理—礼—法或德性—礼—政治的模式中凸显礼的重大意义,以联接儒家传统和现代价值,是富于创造性的。然而,有本的全球哲学的思想方法毕竟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末、体—用、形上—形下的思维方式,礼是沟通形上之本与形下之末的中介,尽管探及儒学之本,但未溯及儒学之源。此外,他关于生活儒学先有对现象学的信奉、并以此为基础来综合改造儒学的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文化复兴的困局与出路——从“内圣开新”到“公共儒学”

为了破解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面对的文化困局,国人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而内圣开新是主流思路,并成为现代古典学的主流范式。最近,学者邓曦泽对内圣开新思路进行了严格、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超越性方案——公共儒学。公共儒学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从公共交往角度论证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即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以之为基础,可以得出文化复兴的操作性方案,因此,它是有效的。     

从“远怕水,近怕鬼”看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生哲学

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对中国民众人生哲学的影响深入骨髓.儒家推崇“内圣外王”之道,把效仿水、尊神事鬼作为提高内心修养、实现安邦治国的理想的途径之一.在其影响下,民众既崇尚水之“德”与“智”,又带着功利之心敬畏“鬼神”.同时,将之与自身实践融合起来,在鬼之存在与否,怕水与怕鬼之间,远与近之间,又作了诸多权衡,形成了一种符合自身需求的生存哲学与智慧.俗语“远怕水,近怕鬼”正是这种生存哲学与智慧的体现.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从"通"到"无"——从东汉儒学到玄学的理论与实践突围

两汉学术与思想以求“贯通”为特点,主体“心”在东汉儒学贯通天人与古今中的诠释地位突显了出来。面对东汉以来的社会变乱,党人集团道德实践的失败和魏初文人化儒生的生存困境,使长期作为思想潜流存在的道家登上了思想前台。玄学思想家开始探索人与道的逻辑关系而提出“无”本体论,以此寻求一个更优越、更本源的思想与社会立场,从而把握个人和天下之命运,思想范畴也由儒家的“通”转向玄学的“无”。     

从“宋代近世说”到日本的“天职”——内藤湖南中国论的政治目的分析

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在20世纪中国史研究领域影响广泛,然而该说却并非是纯粹的学术论说。分析内藤发表该说的最初文本《支那论》以及内藤其他相关论说可知,在其"宋代近世说"背后,有着经由历史分析推论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政治又不能自行实现,进而劝谕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剖割领土、接受国际托管这样一种明确的思想理路。内藤"宋代近世说"表面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至日本这样一个虚幻的假说,为日本以振兴"东洋文化"的"天职"为理由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内藤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历史长时段视角,正是其政治主张具有学术色彩因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的原因。     

从“学而时习”到“静坐穷理”——儒学的笃行精神及其在宋明理学中的弱化

"学而时习"展现了先秦儒学的笃行精神,这一精神深刻关联着儒学的实学性,儒学因其"为己性"与"事功性"而彰显实学品格,此品格之落实则在于笃行。然而,在宋明理学那里,由于其论学重点向"静坐"和"穷理"的"逻辑性"转移,笃行精神因此而被弱化,宋明理学便也难免背实蹈虚和流荡之弊。     

略论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的建立

19世纪末美国政治学在学科自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广义范式具有世界性影响.中国传统政治儒学既非专业化,又缺乏科学精神,与现代政治学范式有较大的差距.戊戌变法失败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政治儒学发生革命,现代政治学译著、论著日益精深,政治学专门人才日渐增多,严复、梁启超等在移植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政治价值观念.至新文化运动前夕,现代中国广义政治学范式已初步建立.     

"洋学"家的"尊王"论在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形成中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尊王攘夷"一变而为"尊王学夷".围绕政治体制建设,以向西方寻求政治体制楷模为目的的"洋学"家,先后提出了各种政治理论,尤以主张"君民同治"的"英学"家代表小野梓的理论,主张"人民主权"的"法学"家代表中江兆民的理论,以及主张"主权归一"的"德学"家代表井上毅的"尊王"论最为突出,这些理论均对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给予了肯定,即均具有将西方政治体制和日本传统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尊王"色彩.但"尊王"色彩的强弱及其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形成中各具有不同作用.日本近代的政治体制是经由"英学"家倡导,"法学"家警示,"德学"家定论而最终形成的.     

自西徂东:平等观念史的西来脉络

"平等"观念之在中国有过一个"古今之变",其中,在基督教传播的形式下,从西方宗教到"西学"的平等观念之"自西徂东",构成了整个观念变迁历史脉络中值得考察的一支.晚明传统纲常危机下,西方基督教的观念与中国儒家"友道"的结合,使得"平等"在极少数士大夫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先性,但其影响极为有限.太平天国的平等乌托邦包含了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资源的粗糙结合.19世纪晚期自由派传教士将平等与自由、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作为整体介绍进中国,在汉语文献中初步地却是比较全面地提出现代平等诉求.不过它之所以发生实际作用,不但是由于中国思想家们将基督教-西学的平等观念与儒释道等传统的资源做了一种直观上的综合,而且由于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变革已经提供了现代平等的若干现实条件和社会期待.     

从信仰层面看儒学与现代社会之关系

传统儒学信仰有其丰富的内容和超越又现实的特征。在历史上,儒学信仰一直对现实世界起着建构、批判和导引的作用,而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样也离不开儒学信仰的支撑和指导。从信仰层面看,儒学与现代化之间是一个相互需要、彼此选择、最终交融的过程。     

中西平等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差异

平等思想作为建构理想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原则,在人类思想史上源远流长。从最早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正义要求的平等,到古希腊后来形成的自然平等、古罗马的法权平等、中世纪在上帝面前的生命平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平等、自然法学派主张的人人生而平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实践以及新旧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关于平等与自由的两难选择,平等思想在西方的发展从一个角度浓缩了西方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在中国,平等思想也是自古以来很多思想家以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领袖的理想,但这种平等思想相对于西方平等思想的纷繁复杂而言,显得异常单调和不成体系;而且,西方平等思想总是与正义、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历史上的平等思想却局限于物质上的"均贫富",从而使其革命性大打折扣。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

"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儒学持续发展动力的做法,对于解决"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危机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理学之术的"实学"精神

儒家思想包括儒道、儒学、儒术三个方面。宋明理学不仅是要复兴儒道、更新儒学 ,也要发展儒术。理学之术是指治术和心术 ,它们是治国平天下的操作方法和修身养性的生活技艺。着重探讨了理学的治术和心术 ,并指出理学之术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     

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被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西学从往日个别零碎和缓慢的传入方式转变为广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次第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意识文化的变迁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从传统走向现代——略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语言的变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语言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场大变革在19世纪末到五四前夕主要偏重于语言形式,努力为小说语言注入新的血液;到了五四时期,小说语言的变革具有革命的意义,不仅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且个人话语、启蒙话语与新型的政治话语成为小说语言的主要叙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