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为什么说买“东西” 而不说买“南北”

人们上街去商店常常会说"买东西"。"买东西"一词出处何来?据有关资料记载,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一天在路上碰到他的朋友盛温如提篮子上街。朱熹问:"你上哪儿?"盛温如说:"买东     

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朱熹哲学视野中的“文”与“道”

朱熹作为理学家的巨大名声掩盖了其文学家的身份,因而他对文艺领域的精粹思想也不被人关注。要了解朱熹的"文道"观,只有先了解作为文学家的朱熹以及"文道"思想在他哲学体系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洞见其文艺思想的精微之处。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从《白鹿洞赋》看朱熹的诗意栖居

朱熹<白鹿洞赋>是辞赋类文学中的精品,在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熹是诗人思者,他关于白鹿洞的言说也就是他关于人格养成的诗性言说.朱熹的人格极为丰满,其显著特点是雍容不迫,宠辱不惊.这种特点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淡泊而有味,清通而绵长.朱熹一生诗意地栖居于其尚淡而清通的诗歌之中.从朱熹的诗意栖居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持大众化的姿态,诗意地栖居在这变动的世界之中.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理学家的书法观——论朱熹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朱熹主要精力用在阐发圣贤之学上,他著述宏富、弟子众多,平生讲道之功目不暇接。然朱熹自幼喜好书法,凭借渊博的学识修养和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朱熹成功地构建了其理学家的书法理论。朱熹对书法的认识闪烁着真知灼见,对后世的书法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朱熹的书法声名远播,"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圭璧"。其书"意致苍郁、沉深古雅",为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     

宋代理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兼谈朱熹在理学发展中的贡献

宋代理学的观念丰富,这是由于其形成的历史长,创造理学的人物优秀.在诸多观念中,"理本体"观念是理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观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理本体"的建立作了艰苦的努力.周敦颐"性命之理"的探究,为理学家创造新儒学之发轫;张载贡献<西铭>,提供了社会秩序建设的理想方案;二程关切"天理",对提高人素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朱熹则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构建了"理本体"哲学体系.宋代理学家先进的宇宙观与其方法论是统一的.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越先贤的理论成果,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具有先进性.理学家创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论蕴涵辩证法的因素,但它不等同于辩证法."一而二,二而一"是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要予以肯定,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理学的兴起及现代启示——三论法治的"共识效应"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法律思想实现了从儒学向理学的转变,这一转变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也符合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朱熹等理学家在其中所营造的"主题氛围"及其产生的"共识效应",功不可没.     

理学家文学思想的情理观探析

对过去那种认为理学家对于文学的主张是重理轻情、以理抑情,甚至以理废情的观点予以驳斥.通过对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二程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情理观进行分析,认为:理学家主张文学是要写情的,且情理并重,只是此情并不是一己私情,而是理性化了的"与天地同其大"的高级情感.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变骚与反骚:朱熹对李白《鸣皋歌》的论述与扬雄赋之对读

朱熹晚年依仿晁补之重编了《楚辞》系列,展现了朱熹意欲重现屈《骚》经典的辞赋学价值取向,以及通过更新赋篇选录与道学相关论述来体现经史观照取向。《楚辞后语》中朱熹沿袭晁氏收录《变离骚》的形式,选录了李白骚体辞赋《鸣皋歌》,然而朱熹重新以贬黜眼光将《变离骚》安置于《楚辞后语》中,以审视扬雄此赋对于屈《骚》经典及其君国纲纪违忤及亵渎,并涉及扬雄由汉投效王莽新朝的评价;在朱熹的经史观照下,李白《鸣皋歌》有继踵屈《骚》忠君爱国,却被谗见放的比兴情志,虽然李白曾入幕永王璘,朱熹目为文人报国情深。赋中寓托了李白"忠君爱国"之旨谛,从而为向以傲岸不羁的诗仙平生形象、重新赋予兼济君国的士臣情志埋下了伏笔。     

朱熹咏梅诗的思想意蕴

朱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朱熹咏梅诗思想意蕴极为丰富,比之于前代,他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以梅花自喻坚贞高洁的品性、自陈孤标傲世的情怀、借梅花表达乡友之思、愁苦愤懑之绪、隐逸之志是其对前人咏梅诗意蕴的继承,而将其"理一分殊"、动静相继、理学四季观的理学观念及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巧妙而诗意地融入咏梅诗中。不仅富有理趣,也给人生活哲理的启示,则是朱熹对咏梅诗意蕴的创新。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朱熹对形而上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宋明理学家承接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新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形而上体系,是朱熹包括“北宋五子”在内的宋明理学家的新任务。朱熹通过吸收和改造佛、道及先贤的思想,建构了形而上的最高本体。他运用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把它说成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和最高原则。     

论真德秀、魏了翁诗歌中的自然意象

真德秀和魏了翁是朱熹之后的著名理学家,他们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真德秀诗歌作品中的"鹤"及魏了翁诗中的"鹤"与"梅",都是非常特殊的自然意象。他们赋予这两个意象以丰富的意蕴和独特的人文精神,在对这两个意象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学术倾向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