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对两极分化程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主要考察工薪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对两极分化程度的影响。对两极分化测度方法作介绍,对收入水平变动导致的两极分化程度变动的影响作了理论探讨,分析了工薪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对两极分化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工薪所得税免征额并不能降低两极分化程度,原因在于工薪所得税免征额提高使得高收入者相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获得了更多的实惠,从而使得两极分化程度提高了,因此实际上并不能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目的。     

关于个人所得税公平效应的定量分析

成熟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其发挥公平效应的保障。通过定量分析发现,现行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每一次调整都会使高收入者比中低收入者受益更多,而超额累进税率结构设计不尽合理,对高收入者缺乏特殊税收政策,直接导致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其调节收入差距和缓解贫富矛盾的公平效应。因此,应尽快改革税制,实行免征额指数化,减少税率级次,扩大低税率级距,对高收入者试行综合征收制,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效应。     

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相关因素分析

研究表明:截至2007年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不是均衡的,而是分阶段的.文章基于对30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口数和居民消费等因素的研究,消除价格膨胀因素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更为合适的分段模型一对数线性模型,并且从经济学角度对所建立的模型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结论符合中国实际.     

基于Tweedie和零调整逆高斯回归的索赔额模型

保险索赔额的分布拟合与回归模型的建立对保险费率厘定、风险因素分类、准备金计提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其研究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文章对索赔额模型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分析,并基于Tweedie分布族和零调整逆高斯分布建立索赔额回归模型;以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损失数据为例,应用这两个回归模型,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最低工资标准下的个税免征额区域化设计--以北京市为例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设定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标准,这种方式虽然比较简便,但是忽略了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对于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征税,显然缺乏合理性。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比较成熟的做法,提出在免征额设定时可以通过将各地区加以分类,然后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础设计免征额,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了说明。     

基于索赔次数和索赔额的车辆保费计算新模型

在机动车保险中,保单持有人的风险参数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在保费厘定过程中看做不变和忽略了索赔额因素对保单持有人是不公平的.文章考虑了投保人的参数的变化,调整风险参数,引入索赔额因素,推导出了最优奖惩系统的三种保费的计算公式.     

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模型与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由劳动力、资金、能源、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影响的,因此以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条件建立线性规划的约束方程。由于各因素之间的约束条件是经常变动的,可以利用灰色系统理论预测各因素之间的变动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灰色线性规划模型,并制定了南京市十一五期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与预测

文章采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关联分析讨论了中国碳排放及其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1995～2004年).发现人口数量、煤炭能源消费和水电能源消费在各影响因素中对我国碳排放的关联度高;其次为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因素:最后为核电与GDP.表明,人口增长对碳排放贡献最大:经济活动中能源消费结构的合理选择远比经济增长本身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重要.同时.采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预测方法对我国碳排放的可能量做出了相应预测(2010～2015年).结果说明.如果在人口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不调整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我国的碳排放将会持续增长,而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将会愈加严重.     

土地财政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1999～2011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市级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法,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城市空间扩张存在倒U型的动态影响,就现阶段而言,土地财政带来了明显的城市扩张效应,但长期来看,将以损害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为代价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和时序差异,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市空间扩张,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增加,2004以后土地财政的城市空间扩张效应更加显著,同时,还发现土地财政与城市空间扩张之间存在非对称的正向互动关联.     

代际研究中终生收入估算偏差问题探讨

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研究中,微观数据分析常用父代40岁左右的单年收入替代其终生收入,由此导致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偏大问题。文章假定微观个体观测值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并进行建模,对个体终生收入做出统计预测。模拟得到学历为硕士人群的工资年增长率是本科人群的1.06倍,收入达到峰值的时间则晚了约8年,对全部人群父代的终生收入用其40岁左右收入逼近的思路可依据父代教育水平进行再次细分。     

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种新测度方法

在衡量收入分配差异方面,基尼系数存在较大局限。设计新的测度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方法十分必要。本文提出的对称收入系数及其派生指标能很好地运用于研究收入分配的差异及其变化状况。本文还结合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分析,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     

金融结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门限效应研究

一国金融结构决定了实体经济面临的金融服务类型与质量,并通过信贷配置功能影响收入分配。基于1996-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以金融发展规模及其结构特征作为门限变量,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整体和农村层面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但在城镇层面未得到验证。具体而言,随着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对整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效应凸显,但在农村层面的积极作用趋于弱化;随着直接融资比例的扩大,金融结构对整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效应减弱,但在农村层面得到强化。兼顾金融发展的规模与结构,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管制,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     

HT模型在健康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影响中的应用研究

由于在收入—健康模型中健康具有内生性,导致OLS估计结果有偏,但目前国内对此问题研究不足。采用HT模型,在有效控制健康等变量的内生性后,分析健康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HT模型是比传统的FE模型更为有效的模型,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健康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变化趋势与要素贡献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1998年至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劳动份额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运用生产函数我们估计了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劳动份额偏离劳动贡献的原因。本文发现劳动份额偏低,且先下降而后上升,逆经济周期变化趋势比较明显。从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来看,劳动者所得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在企业的初次分配中存在着对劳动者不公的现象;通过考察劳动对产出贡献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在逐渐上升,虽然进一步拉大了与劳动份额的差距,但是对后期劳动份额的提高也起了正面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以及经济波动是导致了劳动份额偏离劳动贡献的重要因素。     

中国居民收入分布专题实证研究——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核密度估计方法,给出居民收入分布变迁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解的相对收入分布方法。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微观居民收入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及其变迁的特征、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速度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对应;经济增长因素是引起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主要因素,在提高总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居民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收入分配因素对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作用相对较弱,但有一定的减贫或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用。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81-200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     

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高,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消费总需求。本文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2000-2006年),具体分析不同收入等级在各种消费品上的差别,从而有利于调整和实施不同收入等级的不同消费政策。     

农民收入与金融财政支持的实证研究:陕西例证

利用陕西省1978-2007年的时序数据,对农民收入与金融、财政支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农民增收与财政支农水平长期正向相关,并在未来对财政支农水平存在较强的依赖性;二,金融支农水平在过去和未来对农民增收的促进影响均十分微弱;三,金融和财政支农均无法对农民收入的短期波动起到有效的调整作用,同时,二者支农效率较低,对农民增收难以产生直接的因果影响。在此基础上,就陕西省农民增收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