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与我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以监事会为主体的内部监督机制。但这一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 ,中国证监会要求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试图通过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的监督机制相协调来完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     

论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人监督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已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所在。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之一。而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应该在公平与效率的深层次统一层面上,以平衡股东、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为旨归。所以,完善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主要路径是:提高、扩大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和权利;加强、扩大职工的参与管理权;提升监事会地位,扩大监事会职权,完善对监事义务之规定。     

检讨与重构:我国公司内部监督机关相互关系厘正

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处于整体性失效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独立董事是否具有革除中国公司积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效也不无疑问,在外部生存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背景下,极有可能使独立董事遭遇与监事会同样的命运。但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并立设置已成事实,修改后的公司法也正式确认了这种架构,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厘正两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两机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有所侧重,适当交叉,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并在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设计两机构各自的职权、功能和监督手段,以保障两机构的监督功能得到最大可能的发挥。     

收容遣送制度变革:动因、障碍与启示——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三维分析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对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和障碍进行经验总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更新与社会观念进步、法律冲突与制度异化、公众参与的倒逼效应。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障碍主要包括: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制度路径依赖的制约、执法者的行为失范。变革的启示主要包括:观念变革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前提,制度结构优化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核心途径,行为改善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诉求。     

21世纪初日本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变革分析

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制度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着力对金融、财政、税收、社会劳动就业等制度机制进行调整,导致以资金筹措、经营治理和人力开发等制度安排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经营制度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进而推动"以企业为中心"的日本企业经营模式开始朝着"市场化"方向转变。这一转变并不是借体制改革对正式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日本社会中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行为共识等非正式规则的渐进武演变密切相关,也受到传统企业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制约。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改革动因论析——基于政策目标、制度变革与权力配置的视角

回溯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60多年来的演进历程,可以观察到其所经历的休眠、活跃与理性回归三个阶段的演变,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相关条款的修改所引起的股东代表诉讼行为的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对股东代表诉讼从抑制到激励再到从限制中取得平衡的立法演变,正是由日本政府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企业法规范目标所决定的。     

日本年金制度改革动因、模式选择及未来趋向

日本的年金制度面临着收支赤字、逃避缴费、代际间分配不公等诸多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年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学界和政府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最终以政策形式实施了“2004年年金改革”,改革模拟效果表明,改革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年金制度中的矛盾,但彻底解决还需要在加强保险费缴纳与给付的联系、提高财政负担比例、拓宽公共年金的资金来源、抑制年金给付的增长等方面作出努力。     

论中美独立董事制度的制度环境差异

中美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着内部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外部治理环境三方面制度环境的重大差异,在引进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时必须通过修改公司法对我国现有公司治理框架进行改造,同时推进国有股减持,完善股权结构,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让独立董事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日本农地制度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二战后,日本的农地制度和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第二阶段从制度上促进农地流动,推动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如何评价日本的农地制度改革及相应的政策效果,日本学界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日本与中国的农业虽然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但在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应在完善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     

日本养老金制度及其启示

日本的养老年金制度始于1939年按照《船员保险法》建立的船员保险。二战后，伴随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的养老年金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1953--1962年间，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建立了一套养老年金制度体系，于1961年实现了“国民皆年金”。日本的养     

日本跨区域行政协调制度安排及其启示

日本跨区域行政协调制度独具特色,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与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现行日本跨区域行政协调制度的形式多样化,它包括事务委托、部分事务组合、协议会、设置共同机构、广域联合等。日本的经验对于我国正在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启示意义。     

日本教师专业化的历程及启示

日本的教师教育始于明治维新,之后经过130余年的历史变迁,其发展速度和质量提升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二战前,中小学教师的学历为中等师范水平,二战后升格为大学本科,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出现了本升硕的动向.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日本始终坚持教育推动国家发展这一理念,其中小学教师新一轮的学历提升为正在普及本科学历的我国的小学教师教育展示出新的发展方向.     

日本邮政民营化改革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通讯技术的进步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国家垄断经营形式下邮政事业所存在的弊端逐渐显现,邮政改革成为波及世界范围的改革潮流。当前,我国正处于邮政改革的关键时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在邮政事业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与我国现阶段有很多类似之处,研究日本邮政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邮政民营化改革中的制度设计、基本方针、具体步骤和措施等,对干完善我国的邮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日本企业的再兴之路--日产汽车公司改革重组留下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厂家--日产汽车公司经营状况日趋恶化,陷入生存危机.1999年日产汽车公司接受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的并购之后,按<重建计划>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调整.而日产汽车公司的重组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经营者树立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我责任意识,通过改革实现了经营战略目标、经营管理体制和对外全面开放意识的彻底转变.     

当前日本经济回升的态势、动因与前景

日本经济虽于2002年初开始回升,但势头一直十分微弱。而近前日本政府公布的多种统计数据和内外经济发生的若干重要变化,却越来越证明日本经济回升的步伐正在加速,势头逐渐增强。其显著标志包括经济增长加速、股市开始回升、就业趋于稳定、企业破产减少、生产停止下滑等。加速目前日本经济回升进程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其次是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第三是金融运行渐趋稳定。但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多重障碍的制约,日本经济很难由此彻底摆脱历时十数年之久的长期萧条,再度走上持续繁荣的轨道。首先是消费低迷难以克服,其次是通货紧缩难以治理,第三是财政危机难以化解,最后是外部风险难以控制。     

战后日本公民馆发展述论

公民馆是日本战后开展社会教育的中心设施，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理念的基 础上进行教育改革，保证国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机会平等”而创建和发展 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公民馆为日本的国民创造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广阔 天地，在战后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特别是丰富国民的文化生活等社会教育具体活动的开展过 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活力门丑闻"的发生机制及其启示

本文通过对日本“活力门丑闻”真相的描述,分析了其发生的机制,总结出了“活力门丑闻”三部曲,即并购目标企业、分割公司股票和发布虚假信息。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日本在股票分割、合伙制投资基金、公司治理和金融市场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提出了该事件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大问题上。关于前者,先行研究多侧重于与欧美国家的比较,而忽略了与在文化渊源上关联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其研究成果对某些人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后者,大多数的先行研究都非常重视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加强对日本国民性的前瞻性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国企公司制改革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在组织形式方面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公司制改造,依照公司法建立完整有效的现代企业经营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营运的效率。目前,在一些国企改制后的公司中,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如政企不分,有相当一部分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对行政依赖等。因此,在国企改革中不但要解决以上问题,还应该妥善处理好"老三会"与"新三会"的关系,落实股东大会的法律地位,完善公司内部的制衡机制和监事会机制,严格保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日本企业集团模式转型与体制转轨

日本企业集团作为组织化松散联合,但在运作体系上却紧密合作的多实体多层次分工协作一体化的复合性企业组织,战后60年耒,为日本经济的振兴崛起与腾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式的巨变和其运作规则机制等的改变,以日本传统文化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企业集团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型国际化的强烈冲击,企业集团的组织框架结构出现明显的裂痕,甚至显露出解体的迹象.尤其是金融机构的重组更是从根基上催化传统企业集团的分化解体,但是,企业集团的分化解体并非竞味着企业集团时代的终结,而是一次新的模式转型和体制转轨.适应新型国际化浪潮的发展,日本正在以一种新模式和新体型改选传统企业集团,创新组建新型的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