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论下《红楼梦》中辈分群姓名之英译

《红楼梦》中的辈分群姓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现有翻译均未能足够体现其文化内涵。目前较为完整而经典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和大卫·霍克斯译本,都采取了音译法;杨氏夫妇译本采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系统（同时附有零星附注）,霍译本采用的是现代汉语拼音系统。两个译本均未对《红楼梦》中辈分群姓名的丰富文化内涵加以呈现。基于文化翻译论,为有效呈现《红楼梦》中辈分群姓名的丰富文化内涵,可采用如下翻译策略：音译加附注（如脚注、尾注）形式;在辈分群姓名的音译旁附上其汉语姓名;在译本的序或跋中给出辈分群姓名翻译一览表,对其文化含义系统地加以介绍。     

《红楼梦》诗歌翻译简赏

《红楼梦》中大量的优秀的诗词,是大观园这个特足背景下的严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非常成功,但存在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不足.因此,译者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尽力减少不同文化所带来的翻译中的困惑.     

《红楼梦》翻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译介名著《红楼梦》时,中国译者杨宪益和英国译者霍克斯受各自文化的立场、地位和态度的影响,分别采用了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使得其中的宗教、民俗、地域等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命运。中国翻译工作者应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侧重于便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异化"策略。     

是《石头记》，还是《红楼梦》？——兼评《红楼梦》书名的翻译

是<石头记>,还是<红楼梦>,其含义是很不一样的.这不仅是<红楼梦>这一名字的文雅、迷离,不似<石头记>的质朴、显露,更因为<红楼梦>一名契合了贯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如梦"的儒道哲学思考--与小说空、色、情这些主题架构相一致,从中不难看出,"梦"在语言和文化的所指和能指,远非类似把玩的"石头"所能比肩.     

从《红楼梦》中文化语汇的翻译看交际翻译与语音翻译

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及语意翻译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两者方法的根本分歧是交际翻译法强调表达效果与原文和谐统一,而不是语意的对等.本文以杨宪义、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中的文化语汇的翻译为例,简要分析了语意翻译及交际翻译在实践中的应用.     

《红楼梦》中“笑道”译法

本文拟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笑道”两字的翻译做比较，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找出两个文本在翻译差别上的根源。提出：翻译不是语言层面的简单对应，译文更要受到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以及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等之间相互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操纵。     

《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与翻译

一部《红楼梦》,也是一部服饰文化盛宴,杨宪益、霍克思二人在同时成功地全译了这一伟大巨著的同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或技巧,而两种译本对其中古代中国服饰文化传播的结果也就迥然不同。通过对二者服饰文化部分译例的对比可知,杨译主要采用直译,以保留原作的风貌,而霍译多采用意译,尽量以英美文化中能够接受的习惯和说法来代替。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翻译目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背景的不同。     

浅谈注释性翻译与解释性翻译

解释性翻译和注释性翻译是两种重要的翻译方法,在翻译和文化传递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文化翻译与语义等值的关系,解释性翻译和注释性翻译与文化传递的关系,以及由于文化空缺而造成的解释性翻译与注释性翻译的必要性这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论隐喻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以《红楼梦》为例

隐喻存在于各民族语言中，是语言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部分，它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思维方式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其含义与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经典名著《红楼梦》为例，说明了译者在对隐喻进行翻译时，应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源语文化以及与源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源语喻体形象。为保证隐喻翻译中文化内涵的有效传递，译者可以采用以下四种方法：直译法，直译加注法，意译法，增译法。     

《红楼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本文以《红楼梦》的影响最大的两部译本中文化词语的翻译为例,讨论了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文化信息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的译法,霍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的译法。虽然译者在翻译中遵循了不同的指导原则,但他们传递原文中所承载着的文化的使命却是相同的。译者只有深刻理解并有效表达深层文化信息,才能完成文化传递的任务。这也是衡量文学名著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     

《红楼梦》吸烟小考

《红楼梦》一部大书 ,书中吸烟描写仅有两处 ,但《红楼梦》中贾府人物其实是吸烟的。书中没有对吸烟作太多描写 ,其中既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弄清个中原因 ,有助于加深对《红楼梦》理解。     

论《红楼梦》的多重悲剧性

悲剧性是《红楼梦》的总体审美风貌,其体现在爱情悲剧、青春挽歌、生命祭歌、人生悲剧、文化悲剧、女性悲歌和封建社会悼歌七重悲剧中。它们呈“网”状交织,构成了《红楼梦》丰厚的审美魅力。     

《红楼梦》人物别名英译探讨

人物别名翻译对艺术形象塑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人物别名的翻译依赖于译者对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译者对别名所包含的文化因素的处理。文章以文学著作《红楼梦》杨宪益 戴乃迭译本为蓝本 ,探讨了其人物别名英译 ,分析了译者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方式 ,提出了笔者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旨在与读者共同寻求一条对人物别名翻译的完美途径。     

《红楼梦》中指示语的语用功能研究

通过对《红楼梦》中的指示语进行语用研究之后,结果发现：第一,人称指示语中的对立型指示语包括平等型对立指示语与离情型对立指示语。第二,人称指示语中的融合型指示语具有移情效果,有利于缩短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心理距离。第三,社会指示语中的称谓语不仅体现说话人的性格特点,更表明了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与语用距离。第四,社会指示语中詈语的使用反映了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权力冲突。     

《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生而衔来的一枚宝物,贯穿《红楼梦》的始终。它不只是一枚护身符,还是封建宗教、政治与道德的物化形态,也是贵族婚姻制度的代言,更是贵族自我危机中身份重建的寄托。看似没有生命的通灵宝玉,却在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中,与其独特个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立,表面体现的是以贾母、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与以贾宝玉为代表的贵族新青年之间的对立;实际体现的是没落封建贵族内部两种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实质体现的则是没落封建礼教与新兴文化之间的对立。     

《红楼梦》海棠花文化考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博大精深非其他小说可比。本文研究了《红楼梦》中描写的海棠的种类,大观园家居生活、休闲娱乐和神秘隐喻方面蕴含的海棠花文化,并对海棠诗社六首咏白海棠诗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剖析,通过统计全书海棠出现的频率评说后四十回之真伪。     

论改琦《红楼梦图咏》

小说插图兴起于宋元，鼎盛于明代，在清末走向衰落。伴随着小说《红楼梦》而创作的清代《红楼梦》插图现存五十多种，独以改琦所绘的《红楼梦图咏》为《红楼梦》绣像插图中流传最广、艺术价值最高。从其艺术特点以及描绘的人物形象与景物环境等可以看出画家精妙的绘画技能，并有助于对小说人物风貌和命运的理解。     

扬州音乐元素与《红楼梦》

《红楼梦》的审美价值是趋向是多元的,而音乐元素的渗入将其故事进一步美化,增强了其可读性和戏剧性。《红楼梦》的一个亮点在于扬州音乐的呈现。     

《红楼梦新证》的学术范式意义——在中华书局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为芹辛苦”一生的现代学术大家周汝昌先生,通过《红楼梦新证》一书,在新材料发现、新方法创造、新体系建立等方面为--1＂3专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举世瞩目之重要贡献,也为整个红学学科建构起一个赖以存在的知识论系统。《新证》所创造的超越考据、索隐与文艺评论三大派别的学术新范式,不只为红学研究开拓出继续探索的广阔学术天地,也为中华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及再度繁荣,留下独具个性风采的历史文本依据。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